梁纪十七，起止公元548年（戊辰年），共一年。
太清二年（公元548年，戊辰年）
正月己亥这天，慕容绍宗带着五千铁骑左右夹击侯景。侯景忽悠手下说：“你们的家人都被高澄咔嚓了！”大伙儿还真信了。这边慕容绍宗远远喊话说：“家人们都好好的，回来照样当官拿福利，待遇不变！”说着还披头散发对着北斗星发誓。侯景的士兵本来就不想往南跑，他手下的暴显这帮人，直接带着自己的队伍投降了慕容绍宗。这下侯景彻底崩盘，手下人疯了似的往涡水里跳，把河都堵得水泄不通。侯景带着几个铁杆儿骑马从硖石渡过淮河，慢慢收拢散兵，也就凑了八百步兵骑兵。路过一个小城时，城上有人扒着墙头骂他：“瘸子！你想干啥玩意儿！”侯景气炸了，直接攻破城，把骂他的人干掉才走。之后昼夜不停地赶路，追兵居然没敢紧逼。他还派人跟慕容绍宗放话：“我要是被抓了，你还能有啥用？”慕容绍宗一听，得，放他一马吧。
辛丑那天，朝廷任命尚书仆射谢举当尚书令，守吏部尚书王克当仆射。
甲辰的时候，豫州刺史羊鸦仁眼看东魏军越逼越近，就借口粮草跟不上，放弃了悬瓠，退回义阳；殷州刺史羊思达也扔下项城跑路了，东魏人趁机把这些地方都占了。皇上气坏了，把羊鸦仁狠批一顿。羊鸦仁怕了，赶紧申请宽限时间，把军队屯在淮河边上。
侯景败了之后，压根不知道往哪儿去。当时鄱阳王萧范被任命为南豫州刺史，还没到任。马头戍主刘神茂，一直被监州事韦黯排挤，听说侯景来了，特意过去见他。侯景问：“寿阳离这儿不远，城又结实，我想去投奔，韦黯能收我不？”刘神茂说：“韦黯虽然占着城，但也就是个监州的。您要是快马赶到近郊，他肯定得出来迎接，到时候把他拿下，这事儿就成了。占了城之后，再慢慢跟朝廷汇报，朝廷巴不得您南归，肯定不会怪您。”侯景拉着他的手说：“这简直是老天爷帮我啊！”刘神茂请求带一百步兵骑兵先去当向导。壬子这天夜里，侯景到了寿阳城下，韦黯以为是敌军，赶紧让人披甲登城。侯景派手下喊话说：“河南王战败来投奔，赶紧开门！”韦黯说：“没接到命令，不敢听你的。”侯景跟刘神茂说：“这事儿怕是成不了。”刘神茂说：“韦黯胆小又没脑子，能忽悠下来。”就派寿阳的徐思玉去见韦黯，说：“河南王在朝廷多受重视，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失利来投奔，你咋能不收？”韦黯说：“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守城，河南王自己战败，跟我有啥关系！”徐思玉说：“国家把城外的事儿交给你，你现在不开门，要是魏军追过来，河南王被他们杀了，你还能活？就算活着，有脸见朝廷吗？”韦黯一听，觉得有道理。徐思玉出来汇报，侯景高兴坏了：“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癸丑这天，韦黯开门放侯景进来。侯景派手下分守四门，还责问韦黯，差点把他斩了，没过一会儿又拍手大笑，摆酒喝得特开心。这韦黯，是韦睿的儿子。
朝廷听说侯景败了，还没搞清楚具体情况，有人说：“侯景和将士们都完蛋了。”朝廷上下都挺发愁。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到东宫，太子说：“淮北刚有消息，侯景肯定没死，不像传言说的那样。”何敬容回怼：“他要是真死了，那可真是朝廷的福气。”太子脸都变了，问为啥，何敬容说：“侯景这反复无常的叛臣，早晚得祸乱国家。”太子在玄圃亲自讲《老子》《庄子》，何敬容跟学士吴孜说：“以前西晋那帮人整天搞虚头巴脑的玄学，结果中原被胡、羯占了。现在东宫也这样，江南怕是也要被外族嚯嚯了！”
甲寅这天，侯景派仪同三司于子悦快马回京报告战败的事儿，还自请降职，朝廷下了道好话满满的诏书，没同意。侯景又申请物资补给，皇上觉得他刚打败仗，不忍心翻脸，乙卯这天，就任命侯景为南豫州牧，原来的官职不变；改任鄱阳王萧范为合州刺史，镇守合肥。光禄大夫萧介上奏劝谏说：“听说侯景在涡阳打输了，就剩匹马跑来投奔，陛下不吸取之前的教训，还让人收留他。我听说坏人本性难移，天下的恶人都一个德性。以前吕布杀了丁原投靠董卓，最后又杀了董卓成了贼；刘牢之背叛王恭归顺晋朝，后来又反晋作乱。为啥呢？狼子野心，根本没法驯服，养虎为患，最后肯定被老虎咬。侯景这凶险狡猾的家伙，受过高欢的大恩，当了大官，结果高欢刚死没多久，他就反了。打不过人家，就逃到关西；宇文不容他，又来投奔我们。陛下之前之所以收留他，无非是想把他当降胡，用他来对付匈奴，指望他能打个胜仗；现在他损兵失地，就是个边境上的普通人，陛下为了个普通人放弃盟友，我觉得不应该。要是国家还指望他将来能有啥用，我琢磨着侯景肯定不是那靠谱的人；他把家乡当破鞋一样扔了，背弃君亲跟丢草芥似的，咋可能真心仰慕圣德，当江淮的忠臣呢！这事儿明摆着，没啥可疑惑的。我老了又有病，不该干涉朝政；但楚囊临死还想着保卫郢都，卫鱼临终还有尸谏的气节。我作为宗室遗老，不能忘了刘向的忠心！”皇上感叹他忠诚，却没听他的。这萧介，是萧思话的孙子。
己未这天，东魏大将军高澄到邺城朝见。
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西魏皇孙出生，大赦天下。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太清二年（公元548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场浓缩的权力博弈剧，藏着三个值得深思的历史逻辑：
叛将的生存哲学：用“价值威胁”替代“忠诚承诺”
侯景败逃时的操作堪称经典——面对慕容绍宗的追击，他不辩解自己的忠诚，反而抛出一句“景若就擒，公复何用”。这句话精准戳中了东魏内部的权力潜规则：慕容绍宗之所以被重用，正是因为侯景这个“威胁”的存在。一旦侯景消失，慕容绍宗的军事价值便会骤降。
这种逻辑在乱世中屡见不鲜：叛将的生存根本，从来不是“证明自己会变好”，而是“证明自己对掌权者仍有利用价值（哪怕是作为‘必要之恶’）”。后来侯景能说服韦黯开门，用的也是同一套逻辑——“若魏追兵来至，河南为魏所杀，君岂能独存”，将对方的命运与自己捆绑，比任何承诺都有效。
南梁的“绥靖陷阱”：用“道德自洽”掩盖“现实短视”
梁武帝对侯景的接纳，本质上是陷入了一种自我感动式的决策误区。萧介的劝谏已经点破核心：侯景“弃乡国如脱屣，背君亲如遗芥”，对高欢、宇文泰皆可背叛，为何会独独忠于南梁？
但梁武帝的逻辑却很“完美”：他将接纳侯景包装成“比属国降胡以讨匈奴”的战略布局，用“招降纳叛以图北伐”的宏大叙事，掩盖了对侯景本性的刻意忽视。更关键的是，他不愿承认“之前接纳侯景已是错误”，于是用“继续扶持”来维持决策的连贯性——这种“为了证明过去没错而错得更彻底”的心理，在历史上的误国决策中反复出现。
官僚的清醒与无力：看透问题却改变不了结局
何敬容与萧介的表现，揭示了乱世中清醒者的宿命。何敬容直言“得景遂死，深为朝廷之福”，甚至痛斥太子沉迷玄学是“西晋之覆辙”；萧介更是列举吕布、刘牢之的先例，直指侯景“狼子野心”。他们的判断精准得可怕，却丝毫动摇不了梁武帝的决策。
这背后是南梁的结构性问题：晚年的梁武帝沉溺于“菩萨皇帝”的自我塑造，将“宽容”异化为对风险的纵容，朝堂上的理性声音被视为“刻薄”“无德”。当一个政权的决策逻辑从“现实利弊”转向“道德表演”，再清醒的谏言也只能沦为空谈。
结语：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它从不因“善意”或“逻辑”而改变轨迹
侯景后来果然如萧介所预言，发动“侯景之乱”，将南梁拖入灭亡深渊。这段记载最深刻的启示或许是：对人性之恶的过度宽容，本质上是对善良者的残忍；用“理想主义”包装的短视，往往比赤裸裸的愚蠢更具破坏性。而那些提前预警的声音，注定要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早知如此”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