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二月到熙宁二年的十二月，是王安石变法上半段——新法的设计推出阶段。
在这个阶段，陆续出台的新法初衷摆明了就是要切割富人阶层，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收割的是农村地主的利益，均输法、市易法挤占的是城市富商的利润空间。
也正如曾巩的提醒那样，各界对新法的抨击很快接踵而来，从中书省到枢密院三司，从御史台到谏院，到处都是骂王安石的官员。
在中枢内部，宰相曾公亮，参知政事唐介、赵拚，枢密使陈升之、文彦博、吕公弼等人几乎全体不支持变法。其中唐介性格极为憨直，经常与王安石辩论，却又老是辩不过，不久就被活活气死；曾公亮奉行的是“不配合主义”，多次上奏申请辞职；赵拚是反复与王安石争辩，却每次都被王安石辩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这些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后世的学者们统一简单地把他们定义为了“旧党”。但如果咱们穿越回宋朝，就会发现这些人内部也会分堆，他们私底下也是各自有各自的老大。
不用奇怪，这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同。这些旧党大致分为两帮人马，这其中第一个，是大官僚、大地主们为了自身利益在一起抱团，那我们不妨把他们喊做“地主帮”，这里的核心人物就是御史中丞吕公着。
这个吕公着是老牌旧党吕夷简的儿子，他也继承了他爹的特点——“阴险”。利用吕家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吕公着轻而易举地爬了上来，阴人害人从来也是喜欢躲在后面，看别人在前面为自己冲锋陷阵。
有很多官员被这个吕公着整得死去活来，当时却还一无所知，甚至有人还对吕公着感恩戴德。直到很久之后，这些人在一起聊天把话说开的时候，才陡然意识到，原来是吕公着在幕后搞的猫腻。
“地主帮”深深知道台谏官的厉害，为了反对变法，他们牢牢把控住台谏机构对新法展开了一次次的攻击。
另一帮人是“意见派”，无关利益，单纯就是由于观点、理念的不同对新法有意见。一些思想保守的老古董根本无法理解新法的意义，什么“青苗法”，由政府开办可以公众信贷的银行？什么“免役法”，大家可以掏钱自由购买劳动力？还有那个什么“市易法”，国家居然成立国营企业，政府自己也下海赚钱？这帮人里面包括有曾公亮、赵拚等人。
而“意见派”里反对声音最大的核心人物是翰林学士、迩英阁侍读司马光，这个司马光不是为了维护家族利益的什么大官僚、大地主，他就是个“腐儒”，最大的特点就是迂腐。
司马光出身儒家名门，接受的是最正宗的圣贤教育，因此他从小就用圣人教诲严格要求自己，立志做道德楷模。在仁宗朝20岁中了进士之后，他任职做了台谏官。
虽然他没有过基层的工作经历，对政策怎么执行也不甚了解，但是他坚信天下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道德问题。做谏官的几年来，他兢兢业业，眼睛时刻盯着朝廷的每一个政策和身边的每一个人，有时候说政策过于激进，有时候斥责出台政策的大臣是阿谀逢迎，有时候唾骂执行政策的臣子趋炎附势。
因为直言敢谏他得到了很多赞美，这让一直拿“道德圣人”自诩的司马光比打了鸡血还兴奋。但是聪明的仁宗皇帝是看得清楚的，这个司马光眼高手低，只能做个说说大话的谏官，坚决不给他实权让他做实事。
后来仁宗去世，新皇帝赵顼让王安石搞上了变法，这就算踩到了书呆子司马光的“道德尾巴”。王安石说，我们要广开财源让国库充盈，司马光就说，士大夫谈钱是道德败坏；王安石说，我们要让百姓富起来，司马光就说，钱财多了会败坏人心；王安石说，我们要改革兵制，才能战胜邻国，司马光就说，要用德化感召，蛮夷就能顺服。司马光总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批判变法，把王安石说成是一个心里只知道钱财的小人。
既然有这样的道德标兵，司马光很快就被反对派们绑在了对抗新法的枪头上。而被利用的司马光沾沾自喜，时时冲锋在前，对新法口诛笔伐。
但不管目的如何，“地主帮”和“意见派”这两帮人马都有着共同的敌人——新法，所以他们联盟结成了“旧党”。
面对四面八方围拢而来的反对势力，王安石是怎么办的呢？
他丝毫没有慌乱，完全吸取了范仲淹变法失败的教训，早有了应对招数。
这第一就是牢牢抓好领导，包括领导身边的人，所以即便是对于宫里的太监、内侍，王安石都是礼敬有加，用心结交。
第二就是也“结党”，他从皇帝那里拿到了足够大的权力，有了利益分配的筹码，完全具备了构建“新党”的基础。而王安石在用人上遵循的原则就是简简单单四个字——“党同伐异”。
一方面，王安石大量重用自己的亲戚，王安石变法的大将之一曾布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中，知制诰吴充则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侍御史蔡卞更是王安石的女婿，这些姻亲都变相的帮助了王安石巩固在朝中的地位。
一方面，王安石集团构建了复杂的朋党关系网。既然朝中很多大臣不能为之所用，那王安石就去启用新的官员，包括有吕惠卿、李定、邓绾、章惇、吕嘉问、蔡京等人，这些人之间有姻亲、有师徒、有同年，一起构成了新党内部的利益共同体。
两党人马早就蓄势待发、剑拔弩张，富弼的退位如同是吹响了开战的号角，双方立即展开了火药味十足的大乱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