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完了文的，接下来要改革的是块硬骨头——军事。
自秦朝以来，武将一直不受朝廷节制动辄作乱，积习相沿直至五代，重点是他赵匡胤自己就是武将擅权上位，赵匡胤绝不希望这样的剧情重演。大宋王朝想要千秋万代，就得削权，就要从中央到地方都彻底解决武将问题。
赵匡胤先将目标对准了禁军，建隆二年（961年）农历七月，秋阳斜照在集英殿的琉璃瓦上，折射出琥珀色的光晕。赵匡胤摩挲着鎏金酒樽，望着殿外禁军甲胄的反光——那是他亲手打造的利剑，如今却要亲手磨平剑刃。当石守信、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踏着满地银杏叶步入大殿时，他们不会想到，这场宴席将成为中国军事史上最精妙的政治手术。
将领们起初都没有戒心，殿上相谈甚欢。酒过三巡、面红耳赤，君臣共忆峥嵘岁月，赵匡胤一脸诚恳地对弟兄们说：“这里没有君臣，只有兄弟。既然没有外人，我就和兄弟们说说体己话。我能登上大位，多亏兄弟们支持，以后我必定不会辜负你们，咱们要共享这荣华富贵。”
将领们一听这话，也都感动了：“感恩陛下不忘故旧，我等以后必定听陛下驱使，效犬马之劳。”
赵匡胤此时却哭了，他抬头望天，早已泪眼婆娑：“你们不知道啊，当皇帝也不开心啊。这么多天来，我天天忧虑的睡不着觉啊。”
大家赶紧一起问怎么回事，赵匡胤深深叹了口气：“高处不胜寒呐，我总是担心有人觊觎我这个位子，夜里起兵谋反，那第二天我的性命可就没有了。”
大家赶忙安慰：“有我们舍命守护陛下，天下无人能动陛下分毫。”
见情绪烘托到位了，赵匡胤慢慢表露出了内心想法：“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哪能信不过。但谁能保证你们手下人没有贪图富贵的，要是硬逼你们再来一次黄袍加身，你们是不谋反也得谋反啊。”
一听这话，诸将被吓得酒都醒了，一个个都起来磕头：“我们没有陛下想得那么深远，请陛下教我们，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给我们指一条生路。”
赵匡胤终于说出了他的真实目的：“兄弟们都起来吧，不必担忧。要我说，这人世争名夺利熙熙攘攘、人生短暂如昙花一现，所求的不过是此生富贵平安，再求子孙绵延、永世荣华，这些我都给你们，我建议大家不妨都卸去禁军兵权，我升任你们高位、赐你们财产，再约为姻亲。到时候兄弟之间再无猜忌，你我子孙永世相安，这样不好吗？”
诸将都连忙再次叩首：“陛下念及故旧，我们肝脑涂地也不足以报答君恩。”
第二天，参加宴会的禁军将领，全都不约而同地上表请求辞去军职。
赵匡胤也就顺水推舟对禁军做出调整：原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原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改封天平节度使；原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改封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改任成德节度使；原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改封忠正节度使；原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改封镇宁节度使。
这些节度使名头很是唬人，但在不久后将被逐步摘去爪牙，成为有名无实的空头招牌；而这些刚去藩镇任职的禁军将领们在地方尚无根基，只能听之任之。
这样，禁军几乎所有的核心将领，都被罢去禁军军职。之所说“几乎”，是因为赵匡胤疏漏了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弟弟赵光义，时任禁军的大内都部署，加同平章事。在“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中，赵光义成了唯一保留兵权的“漏网之鱼”。
赵匡胤未曾料到，正是这个因为亲情无比信任而被他忽视的弟弟，在未来将成为威胁他皇位和生命的最大敌人。
赵匡胤继续体现了“重情重义、仁厚守信”的品质，他对禁军兄弟“约为姻亲”的承诺并非虚言。开宝三年（970年），昭庆公主嫁给王审琦之子王承衍；开宝五年（972年），延庆公主嫁给石守信之子石宝吉。
这就是宋朝着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赵匡胤是真正懂酒的，在以后很多次政治事件中，赵匡胤都用喝酒来去解决矛盾，这就不得不提一下酒的妙用了。
【关于喝酒】
酒局多、应酬多，边喝酒边谈事的交际习惯，似乎成了我们传习千年的文化基因。这是为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来源于交流，最深层次的交流是共情和共感，而喝酒有助于迅速进入这种深层次的交流。
经过与一位神经外科专家一起喝酒时候的深入咨询，结论如下：喝酒能让你眩晕，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高级部分会最先进入麻痹，这时候大脑负责感性思维的原始部分还相对保持活跃，于是乎大家一起进入了感性状态的狂欢。
在这样的氛围中，有些表达感谢感恩的、感慨涕零的、肉麻到平时说不出口的话，此时此刻却显得无比自然，那么共同感性所达成的勾肩搭背甚至生死与共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么看来吧，平时敬酒时常说的“我干了，领导您随意”，潜台词是“我愿意为了领导放弃理智，快看我多忠心”；碰杯时说的“炸个雷子，咱俩都干了这一大壶”，潜台词是“兄弟我愿和你坦诚相见，一起加速感性起来”。
赵匡胤再无顾忌，对禁军军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分权”。赵匡胤改军制，核心一个字，“拆”。
一是拆关系。赵匡胤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以三年为期，让各禁军部队轮流换防，但将领不随之调动。这种被称为“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更戍法，彻底断掉了士兵对将领的长期依附关系。
同时把禁军“二司”拆成“三衙”。此前，禁军分为侍卫司和殿前司“二司”，赵匡胤进行了进一步拆分，将禁军重新划分成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三衙各管各的，互不统属，谁也管不了整个禁军。
二是拆兵权，将掌兵权、调兵权、统兵权的三权分离。
掌兵权由禁军“三衙”负责，包括练军、卫戍，日常的升迁赏罚等。平时不打仗的时候，只要不离开营区，禁军都归属于“三衙”管理；如遇战事，只要部队离开了营区，“三衙”就立即失去了军队管理权。
调兵权归枢密院。枢密院是朝廷最高军事机构，掌管军队征发、兵员调动、人员管控，以及兵符颁发。没有调兵的兵符，任何将领没有权力调拨军队。
统兵权则归“率臣”。开战之后，赵匡胤不愿用“三衙”日常带兵的将领，而是临时另选武将作为主帅，称为“率臣”。打完仗之后，部队由“三衙”将领领回原驻地；率臣也回他自己以前驻地，与打仗时临时带领的军队再无关系。
自此，驻守京都的禁军几乎再无人有实力谋反。紧接着，赵匡胤又快速削除了地方藩镇军权，在地方也施行了“三权分离”和更戍法，而此时各地藩镇已经无反抗之力，只能乖乖就范。自此，天下再无可造反之兵，自汉朝以来武将造反割据的毒瘤就此切除。
明朝也沿袭了差不多的分拆军权的制度，都督府负责练兵，兵部负责调兵；军队平时屯戍卫、所，战时大将领兵出战，战罢兵归卫、所，也是为了避免给大将留下拥兵自重的机会。
很多史学家评论，就是因为赵匡胤分拆军权和更戍法，让军队战斗力快速下降，华夏民族才就此结束了汉唐以来的对外进取姿态，转而进入了封闭自守的宋明时代，中国再也没有了更为辽阔的版图。
但其实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要是想强兵强军，那就不能分拆军权，还就得把管打仗的统兵权和管晋升的掌军权合并，让士兵的个人命运和打仗军功直接关联，只有这样，打仗的时候士兵才能用命；也就不能用更戍法，就得让将领长期掌兵，只有这样，士兵才能真正听命于将领去好好训练，军队才能有战斗力。
但如此一来，军队必然要交给个人掌控，时间一长就难免会出现骄兵悍将，汉末、晋末、唐末、五代十国就都连续出现了将领的权大欺君。南宋时期为了抗击金军，暂时把军队交给了将领统领，立即就爆发了“苗刘兵变”。
而你要是想抑制武将，就必须分拆军权，甚至实行更戍法，那么部队战斗力就会一步步变差。这是人性决定的，练军的时候将领三年就走了，打仗的时候率臣又管不了职位晋升、荣华富贵，无法形成有效约束的军队就只能养出一批兵油子兵混子。
赵匡胤活着的时候，禁军老底子还在，他经常御驾亲征，经常亲自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部队战斗力问题还不明显；赵匡胤一死，宋军战斗力就开始慢慢拉胯。
纵观三千年军事史，强军之路永远在集权与分权的钢丝上摇摆。汉尼拔的坎尼会战证明，独裁军权能创造战争艺术巅峰；但凯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时刻，也预示这种模式的毁灭性反噬。赵匡胤的伟大与局限在于，他试图用制度封印这种悖论，却不知自己正重演普罗米修斯盗火的命运——既带来文明的火种，也释放出失控的烈焰。
神策军废墟上的蟋蟀仍在鸣叫，它们不懂为何人类总在\"防止作乱\"与\"渴望强军\"之间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