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安太守、谯国人夏侯惠，是夏侯渊的儿子，他的事迹在夏侯渊的传记中有记载。陈郡太守、任城人孙该，字公达，志向坚定，勤奋好学。他二十岁时担任上计掾，被召为郎中。他撰写了《魏书》。后来，他担任博士、司徒右长史，又回到着作部门。他在景元二年死于任上。郎中令、河东人杜挚等人也着有文赋，流传于世。杜挚，字德鲁，最初因《笳赋》而知名，被任命为司徒军谋吏。后来，他被举荐为孝廉，担任郎中，转任校书。杜挚与毋丘俭是同乡，关系亲密，因此写诗给毋丘俭，请求一丸仙人药，以此暗示毋丘俭帮助自己。他的诗中写道：“骐骥马不试，婆娑槽枥间。壮士志未伸，坎轲多辛酸。伊挚为媵臣，吕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贩，甯戚对牛叹；食其处监门，淮阴饥不餐；买臣老负薪，妻畔呼不还，释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伦，而与齐其患。无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笃病久，荣卫动不安，闻有韩众药，信来给一丸。”毋丘俭回复说：“凤鸟翔京邑，哀鸣有所思。才为圣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遭明时。胡康出垄亩，杨伟无根基，飞腾冲云天，奋迅协光熙。骏骥骨法异，伯乐观知之，但当养羽翮，鸿举必有期。体无纤微疾，安用问良医？联翩轻栖集，还为燕雀嗤。韩众药虽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诗。信心感诸中，中实不在辞。”杜挚最终未能升迁，死于秘书任上。庐江何氏家传记载：明帝时期，有个谯人胡康，十五岁时因才华出众被推荐，又提出了改革建议，请求在重要的县任职。皇帝特别召见了他。众人一致认为他是神童。皇帝让他到秘书处，让他广泛阅读典籍。皇帝问秘书丞何祯：“胡康的才华如何？”何祯回答说：“胡康虽然有才华，但性格不端，最终可能会失败。”后来，胡康果然因为过错被贬。臣松之认为：魏朝从微末到显达的人中，没有听说过胡康，怀疑是孟康。孟康的事迹见于杜恕传。杨伟的事迹见于曹爽传。
傅嘏，字兰石，是北地泥阳人，西汉名将傅介子的后代。他的伯父傅巽，在黄初年间担任侍中尚书。傅嘏的祖父傅睿曾任代郡太守，父亲傅允是黄门侍郎。傅嘏二十岁时就已经很有名望。当时，何晏以才华和口才在贵族之间崭露头角，邓飏喜欢变通，结党营私，在民间沽名钓誉。夏侯玄作为贵臣之子，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名望，被何晏和邓飏奉为领袖，他想和傅嘏交朋友，但傅嘏拒绝了。傅嘏的朋友荀粲很有见识，但仍然觉得奇怪，他对傅嘏说：“夏侯玄是一时的俊杰，他虚心想和你交朋友。如果合得来，就能成就一段美好的友谊；如果合不来，就会产生怨恨。两位贤人不和，对国家不利，这就像蔺相如对廉颇谦让一样。”傅嘏回答说：“夏侯玄志向远大，但能力有限，只能靠虚名来吸引人。何晏说得好听，但实际行动却很近利，喜欢辩论却没有诚意，是那种靠巧言令色颠覆国家的人。邓飏有抱负但没有恒心，表面上追求名利，内心却没有原则，喜欢随波逐流，嫉妒贤能，话说得越多，漏洞就越多，嫉妒贤能就会失去朋友。在我看来，这三个人都是败德之人。远离他们还怕惹祸上身，更何况亲近他们呢？”
司空陈群征召傅嘏担任掾属。当时，散骑常侍刘劭制定了考课法（一种官员考核制度），并将其下发到三府讨论。傅嘏对刘劭的考课论提出了质疑，他说：“我听说，帝王的制度博大精深，圣人的道理深奥而长远。如果一个人没有相应的才能，那么这些道理就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只有真正理解并运用这些道理的人，才能称之为‘神明’。然而，自从王道衰落以来，这些深奥的道理已经很久没有被传承了，微言大义已经消失，六经也失去了光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道理博大精深，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刘劭的考课论虽然试图借鉴前代的官员升降制度，但这些制度大多已经失传。现存的只有《周礼》，其中规定了诸侯和中央官员的职责，土地有固定的贡品，官员有明确的规则，各部门职责分明，百姓各司其职，因此考核和升降制度可以顺利实施。然而，大魏继承了百王之后，承袭了秦汉的制度，没有对这些制度进行改革。从建安年间到青龙年间，武帝（曹操）平定战乱，开创了皇业，扫除邪恶势力，消灭残余的敌人，军队频繁调动，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在治理国家和军队方面，权宜之计和法律并用，百官和军队的职责相互交织，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古代的制度今天已经很难适用了，因为古代的制度是为了长远考虑，可能不切实际；今天的法律是为了应对当前的事务，但又难以传承下去。设立官职、分配职责、治理百姓，这是国家的根本；根据名分考核实际表现，纠正和激励官员，这是治理国家的细节。如果根本和细节都没有理顺，制度没有明确，国家的策略没有得到重视，却先考虑考核制度，恐怕无法真正区分贤能和愚昧，也无法洞察事物的本质。过去，先王选拔人才，一定要从地方开始，在学校中学习道德，行为端正的人被称为贤人，道德修养高的人被称为能人。乡里的长者向国王推荐贤能之人，国王接受并任命他们，根据他们的才能，让他们担任不同的职务。这是先王选拔人才的方法。如今，九州的百姓，包括京城的人，都没有实行六乡的选拔制度，选拔人才的职责完全由吏部承担。根据品级和资历来选拔人才，真正有才能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合适的职位；根据战功来选拔人才，道德品质不一定能得到重视。这样一来，考核制度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无法真正选拔出优秀的人才。阐述和综合王道，赞美国家的制度，这些内容深奥且广泛，很难详细说明。”
正始初年，傅嘏被任命为尚书郎，后升任黄门侍郎。当时，曹爽掌握大权，何晏担任吏部尚书。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表面上平静，内心却很狡猾，追求利益，不注重根本。我担心他一定会先迷惑你们兄弟，正直的人将会远离，朝政将会荒废。”何晏等人因此对傅嘏产生了不满，借故免去了他的官职。后来，傅嘏被任命为荥阳太守，但他没有上任。太傅司马懿请他担任从事中郎。曹爽被诛杀后，傅嘏被任命为河南尹。《傅子》记载，河南尹负责管理京城和周边地区，这里人口复杂，有许多豪门大族和商人，是天下四方的交汇点，也是利益和奸邪的聚集地。前任河南尹司马芝，管理过于简单；继任者刘静，管理过于繁琐；后来的李胜，破坏了常规，只追求一时的名声。傅嘏恢复了司马氏的管理纲领，调整了刘氏的管理细节，逐渐弥补了李氏的破坏。河南郡有七百名官员，其中一半不是旧人。河南的习俗是，五官掾（负责选拔官员的职位）和功曹（负责考核官员的职位）都由本地人担任，不使用外地人。傅嘏选拔优秀的人才，让他们担任相应的职位，明确各部门的职责，然后依次进行考核。他的治理以道德教化为本，但执法严格，简单而不可侵犯。他善于明理识情，审理案件时不使用刑具就能查明真相。他不追求小恩小惠，对于对百姓有益的事情，他会隐藏自己的意图，好像这些事情不是他主动做的。因此，当时他没有显赫的名声，但官吏和百姓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感到安心。
当时，朝廷内部讨论是否要主动进攻吴国，三位征讨将军（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策略。皇帝下诏询问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过去，夫差曾经战胜齐国和晋国，威震中原，但最终还是在姑苏被灭；齐闵王曾经扩张领土，开辟了千里疆域，但最终还是被颠覆。有好的开始，不一定有好的结局，这是古往今来无数事例所证明的。孙权在打败关羽、吞并荆州之后，志得意满，凶恶至极。因此，宣文侯（司马懿）制定了宏大的战略计划，准备大举进攻。如今孙权已经去世，他把孤儿托付给了诸葛恪。如果诸葛恪能够纠正孙权的苛政，减轻百姓的苦难，让百姓在新的政策下暂时安逸，那么吴国上下就会齐心协力，有同舟共济的意识。虽然他们最终可能无法自保，但至少可以在长江以南苟延残喘。然而，现在有人提出要乘船直接渡过长江，横行江南；有人提出要四路并进，攻击吴国的城池；还有人提出要大规模开垦边境土地，等待时机进攻。这三种策略虽然都是对付敌人的常规方法，但如果不能抓住时机，就会留下后患。自从我们开始准备军事行动以来，已经三年了，但我们的军队并不是用来突然袭击的。吴国作为敌人，已经存在了近六十年，他们的君臣相互扶持，共同面对吉凶祸福。如果诸葛恪能够消除弊端，让国家恢复健康，那么我们期待的吴国崩溃就不会很快到来。现在，我们的边境守军与吴军相隔较远，吴军防御严密，我们的间谍无法进入，我们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无异于冒险，先作战后求胜，这不是保全军队的上策。只有大规模开垦边境土地，才是最稳固的策略。这样可以确保我们的军队在边境之外，避免敌人的骚扰；我们可以依靠积累的粮食，不需要运输补给；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弱点进行讨伐，而不需要长途跋涉和劳民伤财：这些都是军事行动中的紧急任务。过去，樊哙曾表示愿意带领十万大军横行匈奴，但季布当面指出了他的错误。现在，我们想要越过长江，进入敌人的领土，这和樊哙当时的想法是一样的。不如明确法律，训练士兵，在全胜之地制定战略，用长鞭驱赶敌人的残余势力，这是必然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