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月23日，武汉钢铁厂三号高炉的浓烟裹挟着铁锈味弥散天际。谢一扬指尖敲击着办公桌，桌上摊开的《人民日报》头版赫然印着“扬帆集团捐赠万吨钢材支援三峡建设”的标题，而压在报纸下的是一摞泛黄的武钢生产台账——最后一页的墨水未干，油印的“1993年12月”下方，新增了一行手写数据：“螺纹钢超额完成年度计划127%”。
“谢总，审计组的人到厂门口了。”法务总监赵明推门而入，袖口沾着码头特有的煤灰，“按您的吩咐，三号炉的‘幽灵产量’已经转进废钢回收账目，但周书记刚来电，说南巡组带了冶金部的专家。”
谢一扬轻笑一声，从抽屉里抽出半张烧焦的磁卡扔给赵明：“让林教授那个学生把炉温监测系统‘校准’一下——就说这是红星帮昨晚在珠海港没销毁完的证据。”他起身时，窗外传来刺耳的刹车声，审计组的黑色轿车碾过积水的坑洼，车身上还沾着浦东工地的放射性混凝土渣。
上午十点，武钢财务科
审计组长郑国栋翻动着账本，钢笔突然在某一页顿住：“谢董事长，贵公司去年四季度螺纹钢产量比三季度暴涨300%，但同期焦炭采购量只增加了15%——这热效率怕是能拿诺贝尔奖？”
会议室骤然安静，只有排风扇搅动着掺了铁屑的空气。谢一扬慢条斯理地抿了口茶，茶汤里沉着几粒来自三峡库区的黄泥。“郑组长有所不知。”他推开窗户，指向正在卸货的列车，“武钢从苏联引进了新型富氧鼓风技术，焦炭利用率提升是写入《冶金学报》的。”
话音未落，财务科主任突然冲进来高喊：“三号炉出事了！”众人奔至车间，只见监控屏上炉温曲线诡异地波动着，而林振华的学生正攥着那半张磁卡，对审计组解释：“红星帮的人篡改了传感器数据，实际产量只有账面60%……”
正午十二点，江城码头
谢一扬站在生锈的龙门吊下，海关缉私艇正押解着那艘载有苏联军火的货轮。赵明压低声音汇报：“红星帮的账本显示，他们用武钢‘超额产量’的批文，从哈萨克斯坦换了三车皮装甲钢——现在全在海关的扣押清单上。”
“让《长江日报》的记者拍清楚点。”谢一扬踢开脚边印有“三峡建设专用”的封条，“重点报道这些钢材的铬含量超标，会引发大坝焊缝脆裂。”他转头看向码头另一侧，被拐骗的下岗女工正被押上警车，其中一名短发女子突然抬头——她耳后若隐若现的纹身，与谢一扬在澳门赌场见过的国安线人一模一样。
黄昏六点，扬帆集团地下金库
周明远将一沓照片甩在桌上，画面里是谢父九十年代在汉正街走私磁带的交易记录。“南巡组要查江城钢厂‘幽灵工’的工资流向，你最好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些人全在红星帮的赌场名单上！”
谢一扬打开保险柜，取出一本贴满外汇凭证的账簿。“周叔，1991年武钢技改资金被挪去海南炒房时，是谁签的放行条？”他翻到某一页，指缝间露出半张澳门自来水公司的氯含量检测报告，“明天《经济参考报》会登出‘某领导亲属境外赌场豪赌’的新闻，当然——”他按下碎纸机开关，“如果央行特批的外汇额度能今晚到账，这些资料就是浦东地块的‘历史遗留问题’。”
窗外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冲刷着高炉未散的浓烟。谢一扬凝视着桌角那枚沾血的澳门筹码券，编号正与黄志强死亡现场的军工图纸订单严丝合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