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帕麦斯顿勋爵询问西军的真实战力，包麟郑重地颔首。
他脸上没有半分验证判断后的轻松，只有阴云般积聚、更深沉的忧虑。
“千真万确，勋爵阁下。我，密迪乐领事，还有亚瑟武官，所说句句属实。”
“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西军绝不是乌合之众，那萧云骧，更不是寻常人物。”
“他们有一套严密的体系，信念坚定，而且……他们学习与适应的速度快得惊人。”
他借机再次强调那个迫在眉睫、更具威胁的战略动向。
“正因如此，他们在谈判中明确提出，要将大军开进缅甸、威胁我印度领地——这绝非虚言恫吓。”
“他们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其先遣侦察部队，已渗入缅甸内陆，清剿我们的情报人员。”
“多方情报相互印证，萧云骧已在滇省与桂省一线，集结了超过十万人的部队。”
包麟声音低沉清晰，每句话都像小锤，敲在帕麦斯顿勋爵心头：
“因此，勋爵阁下，如果帝国不希望在可见的未来，继续向远东派遣一支足以扭转战局的远征军——”
“考虑到克里米亚的损耗尚未恢复，本土与殖民地防务，已是捉襟见肘……”
“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考虑，采取其他更务实的手段，如积极而灵活的外交谈判。”
“来体面地结束这场……已让我们付出惨痛代价，且潜藏更大危机的战争。”
帕麦斯顿勋爵陷入长久的沉默。
他再次低头，目光反复检视报告上的关键段落。
粗糙的指节，在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上，久久停留。
书房里一片寂静。
窗外街面上，马车轮子碾过石板路的沉闷声响，夹杂零星人语，透过厚玻璃传来，遥远如另一个世界的回音。
这位素以铁腕和“炮舰政策”着称的首相，正面临执政生涯中，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
最终，他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仿佛要将胸中的烦闷尽数排出。
他无力地挥了挥手，声音里浸透疲惫：
“我知道了。包麟爵士，你也辛苦了，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近期请在伦敦暂住，严守机密，随时等候咨询。”
“是，勋爵阁下。”
包麟起身，躬身行礼，随后悄无声息地，退出这间令人压抑的书房。
可伦敦的墙壁，是长着耳朵的。
包麟以港岛总督兼驻华公使之身，如此仓促隐秘地返回伦敦，并即刻得到首相召见——
这本身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在威斯敏斯特宫走廊里游弋、嗅觉敏锐的政治狐狸眼中，在舰队街无孔不入的记者看来，
这几乎等于承认：远东局势，已发生颠覆性的巨变。
猜测与流言如地下暗火，在俱乐部的吸烟室、宴会的间隙、报社喧闹的编辑部里，悄然蔓延。
七八日时光，在伦敦连绵的阴雨，与愈发汹涌的流言中，悄然滑过。
从远东经由商船、军官私信及他国使馆的零星透露。
各种渠道传回的消息碎片，如瘟疫一般，在俱乐部、咖啡馆和沙龙里滋长。
“灾难”、“惨败”、“重大损失”等惊人之词，已不可避免地与远东远征军联系在一起，冲破了官方设置的藩篱。
一时间，伦敦城里真假难辨的信息漫天飞舞，公众舆论哗然，恰如泰晤士河上骤然升腾、遮蔽视野的浓雾。
《泰晤士报》虽仍保持着官方喉舌的审慎，措辞严谨。
但字里行间，已难掩山雨欲来的紧张，含蓄地催促政府，尽快澄清事实。
而一些惯用耸动标题博眼球的街头小报，则已按捺不住，以夸张的笔触，揣测远东败局，描绘出一幅幅令人不安的图景。
伦敦证券交易所内，与远东贸易密切相关的公司股票，开始连续下挫。
承受巨大压力的帕麦斯顿勋爵政府，不得不站出来，试图安抚人心。
内阁发言人，站在唐宁街十号潮湿的台阶上，面对一群群情激愤、高举记事本的记者。
宣称政府“正以最严肃的态度，关注事态发展，并审慎研究一切对策”，
呼吁公众“保持理智与镇定，勿轻信未经官方证实的谣言”，
并重申“女王陛下的政府，拥有坚定意志与充分能力，扞卫帝国的全球利益”。
然而这些苍白的官样文章，已无法平息公众心中，日益滋长的疑虑与恐慌。
这紧绷的、一触即发的态势，在9月15日那个清晨，被彻底引爆。
在野保守党的喉舌《卫报》，以一整期特刊的篇幅，刊载了一份关于远东战局的详尽调查报告。
如同一道惊雷，在伦敦的上空炸响。
清晨时分，报童尖锐的叫卖声，便穿透晨雾，回荡在伦敦大街小巷：
“看报！看报！《卫报》特刊！远东惨败真相！政府隐瞒实情！看报！看报！”
这期特刊内容之详实、细节之精确，令人震惊，显然得到了极高层级的内部消息。
首先，它几乎完整复盘了“岭南之战”的惨败过程：
不列滇军队，如何被诱出五羊城，如何在花县陷入重围。
茅草坡、石头岗血战的残酷细节，以及最终力竭，格兰特中将被迫率残部，签下降书。
文章附件，罗列了详尽的伤亡与被俘人员统计数字。
每一个冰冷数字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
其次，特刊条分缕析地梳理了，萧云骧历次与不列滇使团谈判的经过与核心条款。
着力突出，西军始终坚持“公平对等”的基本诉求。
以及他们最初寻求与帝国建立正常通商关系，而非必然走向战争的立场。
文章强烈暗示，正是帝国受Yp利益集团驱使的短视政策，最终导致了这场战争。
更为致命的是，文章几乎全文引述了此前被政府刻意压制、由帝国驻沪城领事密迪乐与武官亚瑟提交的内部报告。
这些报告曾一再明确指出，西军绝非寻常流寇。
而是一个组织严密、装备精良、战术素养极高的新兴政治实体，
并明确建议帝国“应极力避免，在远东与西军进行大规模陆上决战”，转而采取更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卫报》以犀利笔触，直指核心：
今日灾难之根源，在于当政的帕麦斯顿勋爵政府，为维护一小撮Yp贩子的利益。
系统性地压制真相，甚至默许、纵容某些媒体散布虚假信息，
将西军刻意描绘成不堪一击的野蛮人群，以此误导议会与公众，
最终使帝国，如同被红布蒙住双眼的公牛。
悍然撞入西军精心构筑的陷阱，导致了这场本可避免的灾难性惨败。
舆论彻底爆炸。
报纸被抢购一空，议会广场上，汇聚起越来越多激动的人群。
阵亡者与被俘者的家属，更是悲愤交加，有人开始举着纸板标语，在唐宁街外请愿，要求政府“把我们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带回家”。
与此同时，一些更为隐秘的消息，从白金汉宫内传出。
一向恪守宪法、不轻易干涉政务的维多利亚女王，
在每周例行召见首相时，也向帕麦斯顿勋爵，明确表达了她的深切忧虑。
她没有使用君主对臣属的训令口吻，而是以一位有八个孩子的母亲身份，表达她的痛心与期望。
她要求帕麦斯顿勋爵：“把那些可怜的孩子，平安地带回家来。”
随后又明确指出，作为帝国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印度的安全绝不容有失。
女王的这一态度，虽未见于任何正式公文，却迅速在威斯敏斯特的政治核心圈内，形成共识，
为本已焦头烂额的帕麦斯顿勋爵政府，增添了必须直面、且无法推卸的问题。
政治风暴接踵而至。
在野的保守党，在党魁德比伯爵统领下。
趁势联合其他在野党派，在议会下院，对帕麦斯顿勋爵政府，发起了严厉的“不信任动议”。
他们痛斥其外交政策严重失误，判断错误，隐瞒真相，滥用权力，
致使帝国利益与国家荣誉，蒙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并将至关重要的印度，置于前所未有的威胁之下。
议会辩论场上硝烟弥漫，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如连续齐射的排枪，猛烈轰击着坐在前排、面色凝重的内阁成员。
曾几何时，以其强硬手腕与“帕麦斯顿主义”，引领帝国风潮的帕麦斯顿勋爵政府，如今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伦敦的这个秋天，因此显得格外湿冷、漫长，充满了动荡不安的气息。
不列滇帝国的远东政策，来到了一个必须彻底反思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