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裹着雪粒子，砸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上，发出细碎的噼啪声。我裹紧了藏青色的棉袄，手指在账本上顿了顿，目光又落回窗台上那封贴着两枚八分邮票的信上。信封右下角画着一朵小小的芦苇花，是小芦的笔迹，她总说自己名字里的“芦”字太普通，要添几笔生气才好。
我是在去年秋天的全县邮电系统表彰会上认识小芦的。她作为山区邮电所的代表发言，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辫子上系着红色的塑料绳，说话时声音清亮得像山涧的泉水。轮到她上台时，台下有人低声议论，说这个叫芦晓燕的姑娘，管着三个行政村的邮件，每天要走四十多里山路，是全县送信最远的女乡邮员。她却只是笑着说：“山里的老乡盼信跟盼收成一样急，我多走两步不算啥。”
那天散会后，我鼓足勇气拦住她，想跟她要一张表彰大会的合影。她愣了一下，随即从帆布包里掏出笔和笔记本，撕下一页纸，把自己的地址工工整整写在上面：“照片我洗出来寄给你，你要是不嫌弃，也能给我写信。”纸上还带着她身上淡淡的油墨香，那是报纸和信件特有的味道，后来成了我最熟悉的气息。
从那以后，我们的信就像山涧的溪流，从未断过。她的信里总写着山路的故事：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如何染透了邮包带，夏天的暴雨如何把土路冲成泥河，秋天的野柿子挂在枝头有多甜，冬天的积雪没到脚踝时，她是如何踩着老乡留下的脚印往前走。我总在信里嘱咐她多带些干粮，别为了赶时间饿着肚子，她却总在回信里画个笑脸，说沿途的老乡会给她塞烤红薯、煮玉米，“比供销社的点心还香”。
可这封信，比往常迟了整整十天。
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信纸带着潮湿的褶皱，像是在怀里揣了很久。小芦的字迹比平时潦草，有些地方甚至洇着淡淡的水渍，我指尖捏着信纸，心一点点提了起来。
“亲爱的，对不起这封信写得晚了，前几天遇到点事，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她写那天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本该是提前半天就能回邮电所的日子。可临出发前，村长托她带一封加急电报去山那头的王家坳，说王大爷的儿子在部队立了功，电报得赶紧送到老人手里。她没多想，把电报塞进贴身的口袋，背上装着报纸和信件的邮包就上了路。
那天的天阴得特别早，才过下午三点，山沟里就开始暗下来。风卷着枯叶在山道上打转，远处的林子里时不时传来“嗷——”的长嚎，是野狼的声音。她握紧了手里的木棍——那是老乡特意给她削的，说山里野兽多，带着能壮胆。可腿还是忍不住发颤，邮包的带子勒在肩上，硌得生疼，她却不敢停下来，只想着快点把电报送到，快点赶回邮电所。
走到“鬼见愁”那段陡坡时，天已经全黑了。月光被云层遮住，只能借着星星的微光看清脚下的路。就在这时，身后的树林里传来了树枝断裂的声响，紧接着，两道绿幽幽的光在黑暗里闪了一下。她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拔腿就往前跑，可没跑几步，脚下一滑，重重摔在地上。邮包掉在一旁，报纸散了一地，那封加急电报从口袋里滑出来，飘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她顾不上疼，爬起来就去捡电报，可那两道绿光越来越近，野狼的喘息声都能听见了。她抱着电报缩在路边的石头后面，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不是怕疼，是怕自己要是出事了，王大爷的电报没人送，老乡们的信还在邮包里等着，还有……还有她还没给我写的回信。
“就在我以为要完了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梆子声。”信里的字迹在这里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当时的暖意，“是张大爷，他是山下护林站的，每天这个点都会出来巡山。张大爷看到我，赶紧把手里的火把举得高高的，对着林子喊了几声，那狼才慢慢退了回去。”
张大爷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她身上，又帮她把散落在地上的报纸和信件捡起来，重新塞进邮包。“丫头，这么晚了咋还在山里走？”张大爷的声音带着心疼，“你这邮包比上次见时还沉，下次可不能这么拼了。”她咬着嘴唇说要送加急电报，张大爷没再多说，只是拿着火把走在前面，一路把她送到了邮电所的大门前。
“亲爱的，你不知道，当我看到邮电所那盏灯时，眼泪又掉下来了。”信的末尾，她的字迹又恢复了往常的温柔，“张大爷说，做人要踏实，肯帮人，就会有好报。我觉得他说得对，虽然这次受了惊，但幸好有他，也幸好我把电报送到了——王大爷看到电报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别担心我，我以后会注意安全的，等年假了，我就去供销社看你，还想尝尝你说的芝麻糖。”
信纸的最后，还是那朵小小的芦苇花，旁边画了一颗歪歪扭扭的星星。
我把信贴在胸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账本上，晕开了一个个墨点。我想起上个月她寄来的照片，她站在邮电所的门口，身后是满山的红叶，手里抱着一个刚收到的包裹，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我那时候还在信里跟她开玩笑，说等她来供销社，我给她装一兜子芝麻糖，让她吃够。可现在，我一想到她在黑夜里抱着电报发抖的样子，想到她摔在地上时的疼，想到那两道绿幽幽的狼眼，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手紧紧攥着，疼得喘不过气。
那天晚上，我在供销社的值班室里坐了一夜。桌上的煤油灯换了两次灯芯，我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总觉得有太多话想说，又怕说多了让她担心。最后，信里只剩下两句话说得最郑重：“以后不管多急的信，天黑了都不能走山路，安全第一；每天要记得吃早饭，把我的那份也一起吃了，身体健康比啥都重要。”
我还在信封里夹了一张供销社新到的芝麻糖包装纸，上面印着囍字，是准备过年卖的。我想着，等她看到这张纸，就会知道我在盼着她来，盼着跟她一起吃芝麻糖。
日子在盼信和回信里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年假。腊月二十三那天，我收到了小芦的信，她说她腊月二十五就能放假，还问我正月初六有没有空，她想跟我一起去镇上的集市买年货。我拿着信跑到供销社的后院，对着光秃秃的柿子树傻笑，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连值班的老李都笑话我，说我像是要娶媳妇了。
其实，我真的想娶她。我早就跟母亲说了小芦的事，母亲听我说她每天走四十多里山路送信，还遇到过野狼，眼圈都红了，说“这丫头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待她”。父亲没说话，只是从箱子里翻出了一块他年轻时攒下的上海牌手表，说“要是确定了，就把这个给她，让她看时间，别总在山里摸黑走”。
正月初六那天，天刚亮我就去了供销社。我特意跟主任请了半天假，买了两斤芝麻糖、一斤花生酥，还挑了一块红色的灯芯绒布料——小芦说过，她一直想要一件灯芯绒的上衣。我把东西都装在一个新的帆布包里，骑着自行车往邮电所赶，路上的雪还没化，车轮碾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像是在唱着歌。
邮电所的院子里积着雪，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棱。小芦听到自行车的声音，从屋里跑了出来，穿着我上次寄给她的那件蓝色毛衣，辫子上换了一根粉色的头绳。她看到我，眼睛一下子亮了，跑过来帮我拿帆布包，手指碰到我的手时，还带着点凉，我赶紧把她的手攥在手里，放在嘴边哈气：“怎么不戴手套？冻坏了怎么办？”
她笑着说：“看到你来了，忘了戴了。”
那天我们在邮电所的小屋里待了一下午。她给我泡了一杯热茶，又拿出她攒的报纸，指着上面的文章给我看，说这些都是她觉得写得好的，特意留着给我。我把那块灯芯绒布料拿出来，她展开看了看，红着脸说：“真好看，就是太贵重了。”我把父亲给的手表递给她，帮她戴在手腕上：“以后看时间方便，别再摸黑走山路了。”她低下头，手指轻轻摸着表盘，眼泪滴在手表上，亮晶晶的。
临走时，她送我到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说：“这是我给你织的围巾，织得不好，你别嫌弃。”我打开布包，是一条灰色的围巾，针脚有些歪歪扭扭，却看得出来织得很用心。我当场就围在脖子上，笑着说：“好看，比供销社卖的还好看。”她看着我，笑得像正月的太阳，暖得我心里发甜。
正月底的时候，母亲托了村里的王媒人去邮电所跟小芦的父母谈结婚的日子。王媒人回来跟我说，小芦的父母都是老实人，说只要我们俩愿意，日子随便定。我跟小芦商量，说想定在正月二十六，因为那天是我母亲算的好日子，也是我们认识半年的日子。小芦点点头，红着脸说：“都听你的。”
那几天，我每天都像踩在云朵上，走路都带着风。我跟小芦一起去镇上的百货商店买结婚用品：她挑了一块粉色的床单，说要铺在新房里；我挑了一对红色的暖水瓶，上面印着“囍”字；我们还一起去照相馆拍了结婚证上的照片，她坐在我旁边，笑得特别甜，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摄影师还笑话我们是“最害羞的新人”。
办结婚证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拿着结婚证从民政局出来，小芦把结婚证抱在怀里，像抱着宝贝一样。她跟我说：“亲爱的，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会好好跟你过日子，也会好好照顾叔叔阿姨。”我把她的手攥得紧紧的，说：“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再也不让你走那么远的山路送信了，我养你。”
我们计划着，结婚后就跟邮电所申请，把小芦调到镇上的邮电所，这样她就不用再走山路了。我还想着，等春天来了，就带着她去看我小时候常去的那条河，去摘漫山的映山红；等秋天来了，就跟她一起去山里捡栗子，像她信里写的那样，尝一尝野柿子的甜。
可谁也没想到，正月二十五那天，灾难会来得那么突然。
那天早上，我还去供销社买了些糖果和瓜子，准备明天结婚时招待客人。我想着下午去邮电所接小芦，让她跟我一起回家，晚上跟父母一起吃顿团圆饭。可还没等我出发，邮电所的老张就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赶来，脸色苍白，嘴唇发抖，说：“你快去医院，小芦她……她出事了。”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糖果袋掉在地上，糖滚了一地。我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车轮子都快飞起来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疼，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小芦不会有事的，她那么好，那么坚强，一定不会有事的。
到了医院，我看到小芦的父母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母亲在哭，父亲低着头，肩膀在发抖。我跑过去抓住老张的胳膊，声音都在颤：“小芦呢？她怎么样了？”老张红着眼圈，叹了口气，说：“急性心肌梗塞，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不行了”这三个字，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我踉踉跄跄地走进病房，看到小芦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像纸，眼睛闭着，嘴角还带着一点淡淡的笑意，像是睡着了一样。她手腕上还戴着我给她的那块上海牌手表，表盘还在转，滴答，滴答，像是在跟我告别。
我走到病床前，蹲下来，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已经凉了，再也不会暖起来了。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的笑容，想起她信里写的山路故事，想起正月初六那天她给我织的灰色围巾，想起我们一起买的粉色床单和红色暖水瓶，想起我们结婚证上的合影，想起她说“亲爱的，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眼泪像决堤的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浸湿了她的衣角，也浸湿了我胸前的衣服。我想喊她的名字，想跟她说我们明天就要结婚了，想跟她说我们还要一起去看河、摘映山红，可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任由眼泪往下掉，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她手腕上的手表，表盘上的指针还在走，可我的时间，却永远停在了这一天。
后来，我把小芦葬在了她常走的那条山路旁边，那里有漫山的映山红，春天的时候，会开得特别艳。我把我们的结婚证和她给我织的灰色围巾一起埋在了她的墓里，还有她最后给我写的那封信，信里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每年春天，我都会去看她，给她带一束映山红，带一块芝麻糖。我会坐在她的墓前，跟她说供销社的事，说父母的事，说山里的老乡还在惦记她，说我还在想她。风穿过树林，像是她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告诉我她一直都在。
有时候，我会拿出她寄给我的那些信，一封封地读，信纸已经泛黄了，上面的芦苇花还带着淡淡的油墨香。我会想起正月初六那天，她站在邮电所的门口，笑着对我说：“看到你来了，忘了戴手套了。”
那一刻，我就觉得，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她还在那条山路上走着，背着邮包，唱着歌，身后是漫山的红叶，身前是等着她的信的老乡，还有……还有等着她回家的我。
只是，我再也吃不到她给我剥的芝麻糖，再也看不到她戴着手表对我笑，再也不能跟她一起去看春天的河、秋天的野柿子了。
天上的星星亮了，我知道，那是小芦在看着我，她还是像以前一样，眼睛亮晶晶的，笑着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好人有好报，我会在天上保佑你。”
可我还是想她，想她想得心疼。如果时间能重来，我宁愿她不要那么坚强，不要走那么远的山路，不要遇到那么多危险，我只想要她好好的，好好的跟我在一起，哪怕只是每天一起吃一顿饭，一起看一次星星，也好。
只是，没有如果了。
我的爱情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它像一场短暂的梦，梦里有漫山的映山红，有带着油墨香的信纸，有灰色的围巾，有上海牌手表，还有她的笑容。可梦醒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那些回忆，守着那条山路，守着她的墓，一年又一年。
但我不后悔，因为我曾经拥有过她的爱，拥有过那段最美好的时光。她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和坚强，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就算她不在了，这份爱也会一直陪着我，像天上的星星，永远亮着，永远温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