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翰林院盗窃案的最终定性，范讽算是福大命大逃过了一劫，可心怀怨愤的他这时候偏偏要作死耍一回性子。按大宋律，范讽这时候本应该继续待在应天府等待朝廷对他的最终处理结果，但他竟然在朝廷的公文下发之前便吹胡子瞪眼地跑去兖州赴任。在范讽看来，我曾经身为朝廷的顶级高官，如今受了点委屈难道还不允许我耍回小性子吗？可是，他的这种行为也就此被吕夷简抓住了小辫子——公然藐视朝廷。犯下此等重罪，范讽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吗？
这起案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下：范讽被责降为武昌军行军司马且不得签署公事，庞籍被责授为太常博士、知临江军。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处理决定是赵祯和宰相吕夷简以及参知政事宋绶一起商量过后所共同做出的。李迪作为首相，为何没有召他来商议此事呢？原因就在于他和范讽是至交且是姻亲。
这一天，李迪体验了一把当年丁谓的感受，皇帝召集重臣商决要事，可他作为首相却被排除在外。惶恐之下，李迪也知道自己这次是摊上大事了，他只好回家待罪。
果不其然，第二天李迪等来了他的罢官诏书。在他的罢相制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姻联之内，险诈相朋， 靡先事而上言，颇为臣而有隐。这也就是说，赵祯认为他明知道范讽作奸犯科却因为二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而有意袒护范讽且对皇帝陛下不老实。
李迪先是被贬官为刑部尚书、知亳州，几天后又被改知相州。但是，赵祯念及彼此间曾经的师生之情又不愿将李迪赶出京城，于是他又改授李迪为资政殿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李迪不但留在了京城，而且上朝的时候还位列三司使之上。
也是直到这个时候李迪才知道范讽一案中顶在庞籍身后的那个大家伙原来竟然是吕夷简。李迪由此而大怒，想当初他可是敢于把权倾一时的丁谓追着打的狠人，既然你吕夷简为了能在中书省大权独揽而干出这么卑劣的事情，那么他李迪当然要报复。
被愤怒冲昏了头的李迪也像范讽那样作死了一回，他上奏指控吕夷简私下里结交亲王赵元俨，另外还指控吕夷简为其门下的一个名叫惠清的僧人谋取官职。吕夷简当即否认这些指控并请求由专人彻查此事，赵祯准奏，但最后主审官认为吕夷简与赵元俨之间只是一些很正常的私人交往，二人并无违规逾矩之事。至于惠清和尚这事就更是李迪犯了糊涂，因为调查此案的官员发现中书省给惠清和尚的委任状竟然是由李迪自己签署的，吕夷简那天根本就没上班。
李迪就此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本来先前还可以继续留在京城的他也因此而被赶出了京城，他被责降为太常卿、知密州。临行前，已经六十四岁的李老夫子不无感慨地对人说道：“真是没想到吕夷简竟然是这样的人，我本以为我和他可以像姚崇和宋璟那样和睦相处，没想到他竟然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欲除之而后快！”
至此，这一场宋朝顶级官场的权力争斗硝烟散尽。吕夷简让庞籍为他充当了一回打手兼炮灰，而他自己则是成功地除去了李迪这样的一个妨碍他独断行事的挡路之人。看上去吕夷简实为又一个奸相，但细看这一系列事件就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不是吕夷简处心积虑想要制造事端，而是范讽和李迪自己主动找抽，如果要说吕夷简奸诈着实有些不妥，但要说他阴险却受之无愧。不过，话又说回来，能混到这种级别且坐稳屁股下面那把椅子的人又有几个是纯洁的道德君子呢？
随着李迪的罢相，吕夷简是不是就可以从此独霸中书省了呢？哼哼，可笑！赵祯可不糊涂，防止宰相专权可是宋朝太祖和太宗皇帝留下的祖训，赵祯当然也不傻，而填补李迪这个空缺的人让吕夷简着实有些哭笑不得——王曾！
王曾是谁？他可是吕夷简的老上级，而且王曾之前还不惜冒着得罪刘娥的风险极力举荐吕夷简出任宰相。对吕夷简来说，王曾不单是他的老上级，更是他的大恩人。连丁谓那种人都知道感恩，他在寇准没有公开侮辱他之前一直都对寇准是毕恭毕敬，那么吕夷简能是那种比丁谓还要没良心的人吗？
吕夷简对于赵祯的这个人事安排只能是苦笑，看来他想在中书省说一不二还真的是难如登天，赵普的人生经历看来是很难被复制了。
最后还是来看一下宋朝新一届的两府人员名单：中书省方面，首相吕夷简，次相王曾，给事中蔡齐、翰林学士承旨盛度升任为参知政事。枢密院方面：原参知政事王随、枢密副使李谘并知枢密院事，原参知政事宋绶改为枢密副使，枢密副使王德用、御史中丞韩亿同知枢密院事。
李迪走了，王曾又回来了，但吕夷简现在可是首相，他曾经的老前辈和老上级王曾如今反而成了他的下手。
升任首相固然让吕夷简感到欣喜，但还没等他高兴得太久，他的噩梦甚至是梦魇就降临了，而这也是北宋的一个噩梦和梦魇——北宋的党争由此而发端。然而，无比讽刺的是，导致这一切发生的人竟然是整个两宋最为被后世所敬仰的人，其本人也是时刻以君子之道要求自己（也同时以此要求别人）的一位品行高洁的道德君子。此人不是别人，范仲淹是也。
在具体讲述范仲淹和吕夷简之间的这次争斗之前，我们在此有必要先来说道一下有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话题。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在这里给范仲淹戴这么大的一顶黑帽子是对他的侮辱和亵渎，更是在颠倒黑白故意制造话题，可我不这样认为。我丝毫不怀疑范仲淹的个人心性，也不否认他的品格和道德修养，而范仲淹想必也没有料到自己扛着正义和道德的红旗去打击朝中的“奸邪”怎么最后就变成了让国家元气大伤的党争了呢？光明战胜黑暗不是会让天空变得晴空万里吗？怎么就反而变得更加阴晦了呢？
这个问题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困扰着范仲淹，那么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儿呢？恕我狂妄，我在这里其实可以给即将在这次党争里落败的范仲淹一个答案：他所坚持和认定的真理只是被他个人所认可的真理，而非所谓的天理。退一万步说，即使他所秉持的是天理，但有句话却深刻地揭示了那所谓的天理与人类社会和人性的矛盾性：以圣人之道要求自己是功德，以圣人之道去要求别人却是一种冒犯，甚至有可能是在不自觉地作恶。
再者说，所谓的儒家圣人之道就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理吗？它不也只是某些代表某个特定阶层的人所总结出来的吗？说得再直白一点，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任何一种价值和观念都只能适用于与其相契合的人群，这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是黑白分明的，甚至连大是大非的界线和标准有时候都是难以界定和划分的。
遗憾的是，这些道理很多人都不懂，更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正统教育和被灌输的思想就是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对错分明，非黑即白。不过，当我们被这个社会毒打之后，这一切都会改变，我们的视野会变得广阔，对世界的认知和看法也会随着阅历的增加而发生改变。简而言之，我们不再用单一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学会了全方位多角度去思考和看待事物。可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一代的人会抗拒这种将会颠覆他们认知的改变，而他们所发泄的对象正是已经被现实颠覆了原有认知的老一辈。
愤青这个词和这群人我们都不会陌生吧？试问，有几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是愤青呢？甚至是愤怒得不可遏制的超级喷子呢？别说是历史上的名臣、正臣和能臣，即使是丁谓、王钦若以及比他们更有名气的曹操、严嵩、和珅以及汪兆铭这类人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对社会现状无比愤怒的愤青吗？既是如此，此时的范仲淹又怎可例外呢？
这一年的范仲淹已经是四十六岁了，按理说到了这个年纪早就应该脱离了愤青的行列，可范仲淹的可贵甚至于说是可爱之处也正在这里。他本人的心性在这个时候仍然是一个鲜衣怒马的少年，恰如此时二十八岁的欧阳修、三十四岁的尹洙以及三十五岁的余靖。
这三个在政坛敢于直言以谏、在文坛出口即成章、执笔可生花的大才子都曾在西京洛阳府一同为官，他们的长官则是那个同样早在青年时期就文采飞扬的西京洛阳府留守钱惟演。大宋的新老两代顶级才子会集一处并一道论古说今，如此可谓大宋的一大文华盛况，而在不定期的莺歌燕舞中，他们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一众文人骚客赋诗作词更是让洛阳府一时间大有要取代开封变成了大宋新的文化中心的架势。
后来接替钱惟演担任西京洛阳府留守的那人正是寇准的女婿王曙。别看王曙之前在中书省和枢密院当顶级大臣时整天总是神色庄重不苟言笑，但诸如王曙和晏殊这类大宋的达官显贵们在远离了朝堂上的那些钩心斗角之后都能瞬间变身为文人雅士，甚至是文坛领袖。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除开极其个别的少数人，宋朝的两府大臣在学识方面无一不是才高八斗之人，要不然他们当初根本走不进云集了天下顶级英才的翰林院，后来更是无从谈及做什么宰辅大臣。
钱惟演在洛阳时总是与自己的那帮学富五车的下属或门客在美酒佳人的陪伴下为文学艺术而沉醉，王曙同样也不例外。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和谐相处的氛围中，类似于欧阳修这种人为自己奠定了他日奔赴京城一展政治才能的基础。我们前面也说了，欧阳修后来能够进入京城出任馆阁校勘正是因为得到了王曙的举荐，而尹洙和余靖也是如此。
我们分明是在说范仲淹，为什么要提到欧阳修和他的这两位好友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如果再把此前就已经进入京城担任言官的滕宗谅和庞籍以及一大批正值春秋鼎盛之年的御史言官们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以范仲淹为核心并自我标榜为道德君子的“君子党”，而这些自诩为道德君子的人自然而然地就把以吕夷简为首的一众浸淫官场多年的老官僚列为了“小人集团”。何为小人？按照这些君子们的逻辑，所谓的小人就是顶级官场上的那帮为了获取更大的功名利禄而相互倾轧的政客。
说来也是极度的讽刺，正所谓君子朋而不党，可这些人不但公开给自己定义为“君子党”，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就是君子。如此一来，凡事跟他们作对或者是被他们所憎恶的人自然就是小人集团里的成员，谁让他们提前注册了君子的商标呢？可是，问题在于，你说你是君子，那么你就是君子了吗？
既然说到了君子和小人，那么到底什么人才是君子？什么人又是小人呢？我说我是君子，原因就在于我懂得君子之道，所以我就因此而成君子了吗？我觉得某个人的行为规范有违君子之道，所以他就不是君子，按照非黑即白的理论，所以那人就是小人。由此往下，不管那人说了什么以及做了什么，他都永远是小人，而我不管说了什么以及做了什么，我永远都是君子？
上面这段话看着很荒谬是吧？可这就是某些所谓君子的脑子回路，亦如此时的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在他们看来，我懂得君子之道，所以我是君子，我终身都是君子，我认定你是小人，所以在我的眼里你一辈子都是小人，所以我就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攻击你。可是，真与假，黑与白，好与坏，君子与小人，这些真的就是终身制吗？在这些愤青、嘴炮和喷子以及以正义和道德而自我标榜的君子们看来，这些就是终身制，但实则非也。
一言蔽之，我们之所以说某个人是君子，其原因何在？不过就是在具体的某个时刻某个人所做出的某种行为符合了君子之道，仅此而已。反之，某天他的行为有违君子之道，那么他也就不是君子，甚至就成了一个小人。再反之，某个经常有小人之举的人突然在某个时刻用具体的行为践行了君子之道，那么在那一刻他就是君子。所谓的君子和小人不是终身制，只是临时的一种行为特征，黑白与善恶也是此理。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既非君子也非小人的真空地带，直到我们在某一刻做出了某种行为。
我们的那位伟大的领袖对此也有过一段精辟但又通俗易懂的论述：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而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同理，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是君子，他不可能从来没当过一回小人。
举例来说，范讽身为御史言官的时候是不是君子？他在倒卖翰林院白金器具的时候又是不是小人？那么，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