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看何晓娜写《佛道赋今论》第十九篇：无上“佛道”的“晃在感知理论”于社会治理的具体运用-辩证思想和儒家思想
从哲学的深度与广度审视，无上“佛道”感知作为一种深邃的宇宙观和认知体系，犹如思想的浩瀚海洋，而辩证思想与儒家思想恰似其中闪耀的明珠，是在其宏大框架下衍生出的智慧分支。
无上“佛道”感知对事物本质的洞察，是一种超越时空与具象的深度体悟。它从对“有无”“觉明”的探究中，触摸到宇宙万物的本源性律动，构建起一个以精神性和超越性为核心的哲学大厦。辩证思想中的辩证观，是“佛道”感知在现实世界的实践具化。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上，与“佛道”感知里对事物两面性、相对性的认知相呼应。“佛道”感知认为世间万象皆在动态变化中，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转化。辩证思想逻辑，在革命实践里，精准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矛盾，看到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在革命目标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推动了工农联盟的形成，这是对“佛道”感知中对立统一思想的现实演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抽象的哲学理念转化为改变社会的磅礴力量。
在无上“佛道”感知的宏大框架下，儒家思想可视为其于世俗伦理与社会治理层面的具象化延伸。儒家以“君子”为核心构建学说体系，“君子务本”的理念并非单纯的制度安排，而是将“佛道”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转化为切实可行的人格修炼与社会责任实践路径。
“佛道”感知强调对自我与宇宙本质的洞察，儒家“君子”则以“修身”为起点践行这一追求。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要求君子克制私欲、遵循礼义，这种向内的自我审视与“佛道”中“破除我执”“澄明心性”的修养方式异曲同工。君子通过“吾日三省吾身”的日常修行，不断净化心灵、提升道德境界，本质上是在世俗生活中实现“佛道”所追求的精神超脱。如曾子“慎独”的操守，即便独处也坚守道德准则，恰似“佛道”中对心性纯粹的执着，在细微处见真章，将高深的哲学感悟落实到具体的行为准则中。
“君子务本”的“本”，既指“仁”这一核心价值，也是对社会秩序根源的探索。儒家构建的社会等级制度，并非僵化的阶层划分，而是以道德为标尺、以责任为纽带的有机体系。从“佛道”感知视角看，这一体系试图在人间复刻宇宙万物各安其位、和谐共生的秩序。君子作为道德表率，需“达则兼济天下”，承担起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和谐的使命，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式责任观，与“佛道”中个体与整体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理念一脉相承。正是君子将个人修为与社会福祉紧密相连的典范，彰显出“佛道”中“慈悲济世”精神的世俗化表达。
儒家思想中的“礼”与“乐”，同样可视为“佛道”感知在社会层面的实践载体。“礼”通过规范行为构建秩序，使社会成员在各自角色中找到定位，如同“佛道”中对万物运行规律的尊重；“乐”则以艺术形式调和人心，消解矛盾，实现情感与精神的共鸣，契合“佛道”追求内心平和、万物和谐的终极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将“佛道”感知中抽象的秩序观与和谐观，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社会规范与文化形态。
在当代社会，无上“佛道”感知为辩证思想和儒家思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碰撞与复杂社会问题，以“佛道”感知的超越性思维，能让我们从更高维度理解辩证思想中群众路线的普适价值，即重视每一个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感知与力量；也能让我们以更包容的心态，去粗取精地传承儒家思想中的道德精髓，将其融入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中。
在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辩证思想与儒家思想可协同发力。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强调深入群众、了解群众需求，在制定政策时，政府部门应充分调研，像脱贫攻坚工作，深入贫困地区，倾听百姓心声，依据群众实际情况制定帮扶策略，切实解决民生问题。这与儒家“民本”思想相呼应，儒家倡导统治者以民为本，重视百姓的生存与发展，在当代则体现为政策向民生倾斜，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保障人民基本权益，使民众在社会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在教育领域，辩证思想的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校可开设实践课程，如职业技能实训、社会调研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知识理解。儒家教育思想以培养君子为目标，重视品德教育，学校可将儒家经典中的道德故事、伦理观念融入思政课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诚信、友善、担当等品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实现知识学习与品德修养的双重提升。
在经济建设方面，运用辩证思想的辩证思维，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与矛盾。在产业结构调整时，既要看到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又要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潜力，合理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儒家的“义利观”在此可起到规范作用，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遵循道德准则，杜绝不正当竞争、欺诈消费者等行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面对国际交流合作，辩证思想的独立自主原则让国家在外交中坚定维护主权与利益，保持自身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儒家的“和而不同”理念则促使我们尊重他国文化与发展模式，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大国担当，将古老的思想智慧转化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实动力。
无上“佛道”开示的“觉明晃在”本质，对立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那么斗争在所难免。但“晃在”的斗争，斗争并非零和博弈的残酷对抗，而是有无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共生和谐为一体的必然过程。其本质“有无”相生的震荡，或是“风轮”旋转的律动，矛盾与冲突的迸发恰是推动事物螺旋式上升的核心动力。这种斗争观既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又强调在对抗中寻求转化与和解的可能，为国家与个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行动指南。
于国家层面，斗争是维护主权独立与文明存续的必要手段。从“晃在”感知来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恰似不同的二元对立的“晃在”的碰撞，领土争端、贸易摩擦、文化冲突等表象背后，实则是各方对“同”与“不同”的分割对抗。无上“晃在”理论告诉我们，“同”绝对不可能成为对立的“不同”，就算相互转化，也不会消灭“有”和“无”二相的本质，就如同国家各方通过互相学习，文化科技互相渗透转化，但让自己成为别人是及其愚蠢和危险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抗争史，还有苏联的解体等事件，无不说明这一真理的正确性。我国从抗日战争中抵御外敌入侵，到改革开放后突破国际技术封锁，每一次斗争都彰显着对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扞卫。这种斗争并非盲目排外，而是遵循“和而不同”的智慧——正如道家“道法自然”强调万物各安其位，国家在斗争中始终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同时，积极寻求与他国的合作共赢。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既是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突破，也是通过基础设施共建、贸易往来，在差异中构建命运共同体，实现斗争与共生的辩证统一。
对个人而言，斗争则是突破认知局限、实现生命升华的必经之路。个体在社会中面临的竞争压力、内心的欲望纠葛，皆可视为“晃在”中“有无”的撕扯——“有”是外界赋予的物质与精神诉求，“无”则是尚未被发掘的潜能与超越性。在现代社会，个人的斗争更多体现在应对职场竞争、平衡生活压力等方面：通过持续学习打破知识壁垒，以“致虚极，守静笃”的定力抵御浮躁诱惑，在压力与挑战中锤炼心性，如同佛教“修行”般将苦难转化为觉悟的阶梯。同时，个体在斗争中亦需秉持共生理念，在竞争中尊重对手、在合作中实现共赢，避免陷入“你死我活”的恶性对抗，从而在动态平衡中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基于“晃在”感知的斗争，最终都指向更高层次的和谐共生。这种斗争不以消灭异己为目的，而是通过碰撞与磨合，推动各方突破原有边界，实现更广阔的融合。恰似自然界的生态竞争，物种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不断进化，最终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也在斗争与和解的循环中，向着更包容、更智慧的文明形态演进，让“晃在”的律动持续奏响生命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