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出现后，先生深感文化战线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他的妻子投身文化事业，去负责电影拍摄工作。
让家家户户有电视机，在当时的条件下还难以实现。
但让村村通上大喇叭，集中力量办，还是有可能的。
可只有声音，没有画面，宣传效果终究差了一层。
于是，先生想到了电影。
电影集视听于一体，既能对内开启民智，又能对外塑造形象、输出文化的强大工具。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电影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性，但整体上是百姓喜闻乐见，且立场、价值观是端正的。
那时的电影，屁股是坐得正的。
后来为何会走样，原因复杂，在此不做深究。
但如何从“喜闻乐见”滑向“人厌狗嫌”，倒能说上一二。
归根结底，很多时候源于一种“不做不错，少做少错”的惰性思维。
于是，电影创作变得刻板、僵化。
人物彻底脸谱化，反派必定穷凶极恶，毫无人性。
正派则必须是完美无瑕的圣人，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
正邪对决，必定是正义一方以绝对优势一招制敌。
这样拍出来的东西，固然沉闷乏味，不受欢迎，但在某些人看来，却“没有大问题”。
你顶多批评他拍得不好看，是能力问题，却无法指责他犯了思想错误，因为他表面上依然在宣扬“正面价值观”。
“事情没做好”仅仅是能力问题，批评两句也就过去了。
但“事情做错了”，就可能被上纲上线为思想问题。
而从古至今，中外各国，思想问题都是砍头的大问题。
于是，明哲保身之下，大家宁愿混吃等死，也不愿冒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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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先生让自己的妻子去拍电影，本身就带有破局的意味。
你们都不敢为天下先，怕担责任，那我就让我妻子来！
由她来扛起这面旗帜，承担这份风险！
同时，先生此举，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想让妻子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
他曾非常诚恳地评价过妻子的政治能力，直言她“在这方面，连慈禧都不如”。
她起初很不服气，暗自嘀咕：我比不上吕雉、武则天也就罢了，怎么连慈禧都不如？
我起码也该是宋代的刘娥水平吧？
先生只是淡淡回应：“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不如慈禧了。”
“慈禧至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她闻言默然，但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也上来了。
拍就拍！
我对拍电影很有经验！
我一定要证明，我不是你口中的“不如慈禧”！
与她一同负责这项工作的，还有“二木”的妻子。
“二木”在得知部分未来信息后，曾私下找过先生，神情凝重地表示，他查到自己的妻子背景有些问题，疑似是被人安插过来的。
他动了离婚的念头。
先生听后，没有立刻表态，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五句话：
“第一，秦始皇尚且不因未来可能发生之事而杀人，何况是我们？”
“第二，我们不是古代的皇帝，想对付谁，就要罗织‘莫须有’的罪名。”
“离婚也好，继续过下去也罢，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
“你回去，从一个丈夫的角度，抛开那些政治揣测，好好想一想。”
“如果深思熟虑后还是要离，那就按手续办。”
二木回去后思索良久，最终决定暂时不离婚，但让妻子离开现在的岗位，和先生的妻子一起去搞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