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莲儿率领着她那勇猛无畏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地攻克下了阿拉善地区。
随后，他们毫不迟疑地继续向东挺进，所到之处，各县纷纷沦陷于其强大的攻势之下。
与此同时，魏光焘与刘厚基紧急商议后决定将兵力合二为一。
其中，由经验丰富、智谋过人的魏光焘负责抵御东进的赫莲儿；而沉稳坚毅的刘厚基则承担起防御北上的任老六和熊大的重任。
尽管两人手中掌握着号称多达二十万的庞大军力，但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实际上能够真正投入战斗并且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士兵仅有区区五万之众。
就在这时，远在另一方的马岱获知了赫莲儿一路高歌猛进向东推进的消息。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马岱果断做出决策，亲自带领部队向北进发。
一时间，各方势力在这片土地上交锋对峙，局势变得愈发紧张起来。
此时的延安地区已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军事焦点，汇聚在此处的革命军数量惊人。
其中包括任老六所统领的英勇善战的第一军、王朝指挥的纪律严明的第六军、熊大麾下威猛无比的第九军、冯君幅领导的足智多谋的第十一军、马贵元掌控的实力雄厚的第十二军以及赫莲儿亲率的锐不可当的第十三军，再加上马潮轻新组建的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新军。
如此众多的正规军齐聚一堂，总人数竟然高达令人咋舌的五十万人！
赫莲儿所部的大多数军队都选择在志丹县和安塞一带扎营驻屯，从而对整个延安地区形成了一种半包围之势。
之所以没有采取完全包围的策略，乃是因为赫莲儿深知过犹不及的道理。
如果不给对方留下丝毫退路，那么被逼入绝境的敌人必然会不顾一切地奋起反抗，展开殊死搏斗。
这样一来，不仅己方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而且战争的进程也将会被拖延得更久。
因此，这种半包围的战术既能给敌方造成心理压力，又能为后续的战略部署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此刻的左祖棠双眉紧蹙，那紧皱的程度简直能够轻易地夹住一只苍蝇。他目光凝重地再次审视着眼前那张详细的地图，口中喃喃自语道：“如今大清朝廷仅剩下三支可堪一战的军团了啊……”
他伸出手指，先是指向鄂豫皖一带，接着说道：“这第一支便是聚集于此的淮军兵团，然而其兵力总数却不过区区十万之众。”随后，他的手指移向山东方向，继续解释道：“至于这第二支，则是由曾国藩兄弟统领的湘军，他们屯驻于山东，但军力也仅有五万而已。”最后，他将目光收回至自己所在之处，无奈地叹息一声：“而咱们这支部队呢，眼下也仅剩阎定邦所率的两万人、张耀的一万人以及金顺的一万人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可用之兵。反观那马岱，单单在一个延安之地，便已集结起了多达五十万的庞大军队。而且，除开马岱之外，还有龙玉堂、赫连城等人的兵马尚未计算在内。更别提那从东边洛阳杀出的苏生杰，以及位于南方的李德邦与鲍超二人率领的部队。甚至连传闻中的山东匪军都似乎与革命军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
说完这些，左祖棠不禁长叹一口气：“唉！真没想到，仅仅只是因为一个天津教案，竟然导致全国各地纷纷反叛，局势如此危急，实乃我等始料未及啊！”
就在这时，有人提出疑问：“可是，为何此时此刻的法拉稀那边毫无动静呢？要知道，革命军的南方海军已然在越南等地严阵以待，虎视眈眈。尤其是那第八军，更是联合了阮朝内地的各方势力，一路势如破竹，打得冯子材晕头转向，几乎找不着北了呀！”众人听闻此言，面面相觑，一时间谁也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来。
革命军势如破竹，竟然已经成功占领了阮朝将近一半的领土！可是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一直将阮朝视为自家殖民地的法拉稀这次居然毫无反应，就像彻底拉稀了一样。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在天津教案发生后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普法战争骤然打响。
这场战争的进展速度之快超乎想象，法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最终遭遇了一场灾难性的惨败——拿破仑第三率领的军队在色当一役中全军覆没。
如此一来，法拉稀自顾不暇，对于遥远的远东地区自然也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了。
毕竟他们此刻自身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哪里还有精力去管千里之外的事情呢？
不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政府这边对于国外局势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
总理衙门的那些官员们不仅没能及时掌握这些重要信息，反而还整天疑神疑鬼的。
尤其是看到法国公使那踌躇不决的态度时，更是觉得其中必有阴谋。
他们惊恐地说道：“经过调查发现，这位法国使臣平日里遇到各个省份的一些小事情都会表现得极为暴躁和反常，但此次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他反倒显得不太着急了。看起来似乎他早有了某种既定的谋划，恐怕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啊！”
清朝掌控着政权核心的乃是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
这位权倾朝野的人物深知，一旦开罪了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洋人，将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祸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于是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恭亲王奕?特意派遣那位德高望重、声名远扬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从保定动身赶赴天津，去处理那棘手万分的教案事宜。
而对于曾国藩而言，此次受命前往天津处理教案，无疑成为了他漫长人生历程中的最后一桩大事，亦是其生平唯一一次亲身参与并主导的重大外交事件。
曾国藩接到那份让他奔赴天津的谕旨时，心中可谓是惶恐不安到了极点。
彼时的他已然步入耳顺之年，整整六十个春秋的风风雨雨早已令他的身体变得衰弱多病，各种病症如影随形地侵蚀着他的健康。
长久以来的腹泻之疾始终未能痊愈，头晕目眩之感时常袭来，食欲不佳更是常态，两条腿绵软无力，仿佛失去了支撑身躯的力量；右眼已然失明，左眼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益昏花迷蒙，以至于大多数时候都只能卧榻养病，这般状况之下，实在难以胜任如此艰巨繁重的任务。
然而，面对此番使命，曾国藩内心深处更多的还是一种深深的畏难和惧怕之情。
他清楚地知晓自身的局限所在，明白自己并无应对洋人的那种机敏才智和果敢决断之心。
曾经，他就坦率地表示过：“与外国人打交道，需要具备另一副独特的机智心肠，可惜我确实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对此我也无法强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