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一类带头人和组织者领导下的互助组织，一般是没有固定的形式和详细的规定约束，成员之间一般是依靠相互默契和粗陋的约定而使组织有序运转，其发展好坏和稳定运转，完全依赖于组织者和带头人的个人能力，管理机制呢，则主要依托于组织成员之间个人情感关系。”
“这一类自组织，基本都发源于乡邻之间、同族之间、朋友之间结成的组织，因此组织成员之中的关系，也取决于社交关系中的状态，家族内或社交圈内，辈分高或处于主导地位的个人，在自组织内依旧处于主导地位，其他人就则处于从属地位。”
“在我的考察之中，由红营干部或基层组织直接参与领导的群众百姓的自组织，大多数都是按照相对详细和严密的章程进行管理，其管理机制依托于章程规定的程序，而没有红营干部或基层组织参与的群众百姓的自组织，虽然也会有一定的章程规定，但大多还是由个人去权威主导的组织结构。”
侯俊铖顿了顿，面上严肃了几分，向牛德东问道：“老牛，你听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牛德东的脸也一下子沉了下来，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听明白侯俊铖所说的问题是什么，毫不犹豫的回答道：“乡贤，新官绅！”
“没错！”侯俊铖认真的点点头，语气愈发的严肃起来：“我之前说了，这些互助组、互助社之类的群众百姓的自组织，其实是一个个生产联合体，生产是第一要务，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而且组织构建是要投入一定的前期资源的，我们的干部和基层组织参与和领导的自组织，一般是由合作社的公有财产进行投入，而没有我们参与的自组织，则大多是由带头人和组织者进行前期投入。”
“因此其带头人和组织者，亦或者在发展之中选拔出来的领导者和骨干，普遍属于群众百姓之中生产能力好、家境比较富裕的那一批，亦或是城市中积累了一定财富的人，生产有经验的农户，有资源有门路的工商业者，有技术的技术工人，最容易成为这类自组织的带头人和组织者，获得组织的管理权和领导权。”
“实际上，即便是我们红营干部和基层组织参与或直接领导的互助组和互助社，也会优先考察和挑选‘生产积极、响应号召、耕作技术高明、能做典型报告’的人作为辅助或直接管理者，而又由于群众百姓的自组织本身就是群众百姓发展意愿的共识和成果，其领导人和带头人大多是拥有威望和领导力、积极响应号召且经济成果明显的人，因此在基层推选和我们的组织考察选拔之中也容易过关，成为基层村委领导者和我们的基层干部。”
“这就导致一方面基层干部和政治精英的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是经济地位上升者又大量进入政治精英和基层干部行列，相对富裕的阶层在基层重新掌权，原本土改期间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又逐渐变回旧社会中经济、政治同构的权力格局。”
“老牛，你也知道，这样的格局下，基层精英往往自成体系，对中央有较强的离心趋势，自秦至今，历朝历代朝廷和地方豪强官绅斗争了多少年？即便是如今清廷面临着我们这个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基层精英的斗争也没停止过，哪怕是白莲教那样的宗教组织，地方香堂和其总坛同样是有不少的斗争的。”
“我们也不例外，实际上这次大宋庄小宋庄械斗事件就反映了这样的离心趋势，我们的基层干部置咱们的政策法规于不顾，带头领着百姓们械斗，而这种现象还不是大宋庄独有的，就比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秋粮统购，就有一些村寨的基层干部公然跟我们的政策对着干。”
“比如前庄村，村委主任召集村委秘密开会商议对抗统购，在会上甚至直接号召‘开除出红营也不给一粒粮食’，会议也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定记录归档、政务公开，这会议和会上说的事，还是我们的工作组下去抓了人，分开审问的时候才问出来的。”
“像这样的公开对抗还不算多，更多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的瞒报少报，比如这常家村，就在评定记录粮食产量的时候极力压低产量，希望以此降低统购数额，工作组和农务院的人下去清算，他们甚至还伪造数据和账本。”
“还有天王村，统购过程中，村委干部积极支持余粮户将粮食协调给缺粮户，以此造成村内没有余粮户、依照政策不参与统购的假象，被上级组织发现后，还跑去向上级拍胸脯证明，甚至于对上级干部进行贿赂，拉拢上级干部跟着他们一起欺瞒咱们。”
“还有郭家庄，区委要求各合作社带头卖余粮以影响群众百姓，郭家庄的村委干部，就让群众把自家的粮食藏起来，然后把合作社的公粮分给村民，再向上报告合作社‘没有余粮’，郭家庄的妇女主任还挑唆群众说咱们统购秋粮，是‘给灾民吃、给江北吃、给沿海的吃，就是不能留给自己吃’，以此激起群众不满，对上级形成压力，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侯俊铖缓缓吐了口气，翻着册子上记录的那些密密麻麻的案例，显然这一类的事，并不只是少数，侯俊铖略显无奈的摇了摇头，这才继续说道：“这些基层干部对抗上级政策的问题，一方面就是我们之前确认的思想上的问题，小农思想和随小农思想带来的极端化、保守化，让他们这些被村民推选出来的干部也出现极端、保守、狭隘的思想。”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基层富裕阶层逐渐在乡村组织中占据优势，导致一种向新富裕阶层为发展方向的社会风气，加上他们有权有势有威望，对上蒙蔽领导、假装积极、骗取信任，对下则拉拢群众、腾笼换鸟，利用群众的自组织为台阶侵蚀红营的基层组织，形成新的乡绅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