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有些刺眼，但萧何却感觉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直窜上来。他不动声色地抬起袖子，看似随意地擦了擦额角，指尖触到的却是一片冰冷的湿滑——那不是汗，是恐惧在瞬间蒸腾后留下的水汽。
后背的官袍内衬，早已在方才那看似平静的对话中被冷汗彻底浸透。冰冷的丝绸布料紧紧黏贴在皮肤上，带来一阵阵令人不适的凉意，提醒着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凶险。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搏动，仿佛要挣脱束缚跳出来。
“这哪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萧何心底无声地呐喊，脚步沉稳地走向自己的车驾，面上依旧是一派从容的丞相威仪，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一步都踩在虚浮的后怕之上。
在君王面前谈论立储，本身就是提着脑袋在刀尖上跳舞！无论他的回答多么巧妙，多么看似“不涉人选”，只要高要当时心中有一丝不悦，或者日后回想时有一丁点的猜疑，他今日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悬在头顶的利剑，随时落下。
那“继承考核”之策，看似解了高要之困，实则也把他自己更深地卷入了这场未来的风暴中心。从此，他的一举一动，在那些盯着储位的公子和臣子眼中，都可能被解读出不同的含义。风险，从未消失，只是暂时蛰伏。
萧何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压下翻腾的心绪，对等候的侍从沉声吩咐道：“王上有令，队伍继续前行！”
他的声音平稳有力，听不出一丝波澜。只有那紧贴在冰凉后背上的湿衣，无声地诉说着方才车厢内那场无声惊雷的余威。
他坐进自己的马车，靠在柔软的垫子上，才敢让一丝真正的疲惫爬上眉梢。伴君如伴虎，今日算是切身体会了，纵然是信任如高要，这“朋友”二字的分量，也足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随着王令下达，肃整的大军再次拔营启程。车轮辚辚，马蹄踏踏，卷起一路烟尘。高要此次的行军，却透着一股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气息——那是一种刻意收敛的锋芒，一种务实至极的低调。
没有旌旗蔽日的盛大仪仗，没有鸣锣开道的喧嚣排场。高要的车驾混在庞大的队伍中，毫不起眼。他严令全军，非必要绝不进入任何沿途城池。这并非怯懦或轻慢，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策略。
行程被安排得极其简单高效。庞大的军队犹如一条沉默的巨龙，只在旷野、河畔或预先划定的开阔地扎营休整。所有物资补给，不再是入城后临时征调或采买，而是由高要的亲信官员提前数日，快马加鞭地将需求清单送达前方城池。清单上列明了粮秣、草料、饮水、柴薪等必需品的确切数量与交割地点。
地方官员接到命令，必须在指定时间前，将物资运抵大军预定驻扎地之外的安全区域。
这看似简单的改变，带来的好处却实实在在，触动着每一个知晓内情官员的心弦：减扰于民： 最直接的好处，便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地方百姓的滋扰。想象一下，数万大军若浩浩荡荡开进一座县城，那将是何等景象？全城百姓必将被动员起来，洒扫街道，张灯结彩，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县令、乡绅需率众出城数里跪迎，繁文缛节，劳民伤财。这远非简单的“率军进城”可比，它意味着整个城池日常生活的彻底中断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高要的“过城而不入”，让百姓得以安居，城池秩序如常。
节省巨资： 这节省下来的，是实打实的巨额财富。一旦大军入城，地方官府面临的将是噩梦般的接待任务：安排数万人马的食宿、准备犒军的酒肉、支付征用的民夫劳力、修缮被大队人马踩踏损坏的道路设施……林林总总加起来，每次入城，至少都要靡费数十万钱！
这对于刚刚经历战乱、亟待恢复元气的各地财政而言，无疑是沉重的负担。高要此举，将这笔天文数字般的“面子开销”，彻底抹去。
当然，治理不能因噎废食。高要并非完全隔绝于地方事务之外。若有必要了解某地详情，或是收到特殊禀报，他会采取一种折中而高效的方式：只召见该地的主要负责官员前来大营问话。
同时，他会派遣以萧何为首的核心幕僚，带着少量精干随从，轻车简从地进入目标城池。他们的任务并非享受招待，而是像影子一样穿行于市井街巷，不动声色地观察民生百态，体察物价民情，查验官吏执行新政的实效。这比大队人马入城造成的轰动式“视察”，更能触摸到地方真实的脉搏。
高要深知地方治理的复杂性和对“本地化”的极度依赖。尽管他大力推行新政，提拔了不少新锐官员，但各地府衙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本的旧吏，甚至是归附的前朝官员。这不是他心慈手软或缺乏人手，而是现实所迫：
地域差异鸿沟： 在这个时代，地理距离带来的隔阂远超后世想象。相邻的两座县城，其风土人情、物产习俗、赋税惯例甚至方言口音，都可能天差地别。对本地人而言，出门几十里便是“远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一生都未曾踏出过本县地界。这种封闭性，塑造了极其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和排外心理。
“外来者”的困境： 高要的政权，对许多地方百姓而言，仍是“后来者”。他的政策或许优越，但要让习惯了旧有秩序的乡民立刻理解、信任并欣然接受，难于登天。这就像后世某些偏远村落，本能地抗拒一切“外来者”和“新事物”，视之为威胁或异端。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局限，绝非一纸政令或一个空降的清官能轻易打破。
“乡贤”与“旧吏”的桥梁作用： 此时，在当地拥有声望的乡绅耆老，或是熟悉地方掌故、通晓民情的前朝旧吏，就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