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去了一个月就回转长安了，现在大唐早就是粮丰仓满，他之所以还坚持“就食”不外就是不忘困苦之意，去的时候花的时间比较长，有半个月，其中一半的时间都是因为走走停停，一路考察民情而得来，在洛阳又呆了几天，然后就打道回长安。
才回长安，李世民就迫不及待的把王况召进了宫去，王况刚到，还没坐稳，李世民劈口一句话就问了过来：“二郎，朕观京畿百姓这春耕一停下来，似乎就没事可做了，这似乎和建州大不同，朕听从建州回来的禀报说是建州百姓一年到晚，只要他们愿意，都有事可做，都有钱可赚？”
本来李唐虽不轻商，但也不重商，在以前人看来，如果大家都跑去从商了，那地就没人种了，本来就已经是地广人稀的，这人一跑了，没人种地，可是大事。
但这些年建州的榜样摆在那，建州重商，却没有出现地没人种的结果来，而且家家户户还都粮仓满钱袋鼓的，有这么个实例，也就不再有人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了。以前李世民去洛阳“就食”都是等到长安洛阳一带的小麦快熟了，这才动身的，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农忙景象，所以也就没想到这一层，这次是提前出发，就被他看到许多人家农闲无事可做来。
如果都能有建州那样，大家农闲时能赚点钱，百姓福足了，朝廷收的税也就很顺利，建州不就是这样么？如果大家都有了钱，就能少交物税，多交钱税，朝廷有了钱，想干什么还不是很容易？
而且，大家都有事做还能带来其他的好处，治安自是不必说了，有活干，有饭吃，有钱赚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愿意去干活的，除了那些少数游手好闲的人外，如此，偷鸡摸狗的事情也能少许多。另一个好处就是，如果百姓都能安居乐业，那么对朝廷的敌意就会降到最低，有人想要生事也是没法做到一呼云集的地步，朝廷要镇压也容易得多。
这是要让自己把建州模式推广出来了？
表面上看来，建州模式收到的效果很是不错，但适合建州的未必就适合其他地方，不是没有人仿过建州例，朝廷对这些跟在建州后面跑的几个州也大多都睁一眼闭一眼的不多加干涉，但其他州的效果却是没有建州那么明显。
就比如，建州的发展，那是前期有王况引导，用了作弊器找来辣椒和番薯打了个基础，后期有个天下大比做为火车头的，王况之所以能在建州获得成功，那是他本来就对建州各地的物产了解，也知道那些物产真正应该有的地位，但是对其他州县能有什么物产，王况哪里知道得那么清楚。
而且作为官府，只能去引导，而不能去命令，市场自有其必然的规律，不是靠一纸命令就可以改变方向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凡是用行政命令下来的策略，出发点是好的，效果却是极其的差。所以，王况不想当那拍脑袋的决策人，也不想出什么馊主意，要是下面执行出了偏差，最后落得骂名的不是底下的官员而是王况。
幸好也不是没有事情可做的。
“陛下，农闲时修水利，积农肥，也是有事可做的，若要想干点活赚钱，怕是短期内很难做到，建州能有今日，也走过了十年。”就是用了作弊器，我在建州也花了十年呢，想速成，那是不行的。
“没有速成的法子？”听王况这么说，李世民也是没招，对啊，建安可是王二郎的家乡，他连自己的家乡都花了十年的时间，其他地方的困难可想而知。
“陛下，这就好比。”王况掂量了一下，试图用最简洁的法子来说明这个事情：“倘若有三人位于孤岛上，这三人，一人从事农耕住于岛的最北面，一人打渔，住于岛的最南端，二者相距百里，一人则往返于这两人之间，作为这两人之间的交换中间人，靠交换中的利差谋。臣称农耕者为甲，渔猎者为乙，中间人为丙。
甲乙每天能干的活是有限的，若是他们不想让丙赚了利差去，就得自己相互交通，这一来一回，所耗费的时间就多了，其产出自然也就少了，实际上，他们想省下支付给丙的利差，最后可能所得还要更少。”
“唔，也是有理由，万一这农耕者离开的一天中来场大水或是来了野兽糟蹋了什么的，那就更不用说了。渔猎者若是专程去交换，就要停下渔猎。”李世民对农林也不是一窍不通，王况一说，他就想到了，至于说什么为什么两人不住一起去，那自然是肯定有理由的，肯定是北边土地肥沃，南边渔猎所获者多了。
“正是如此，故这丙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推理开来，若是有人从外来，分别加入甲和乙的行列中，或许只凭甲和乙并不能养活丙，但随着人数增多，丙的所获利就会增多，当他的获利多到引起其他人羡慕之时，就有人会也加入到丙的行列中来。”
“嗯，若是从事中间交通的人多了起来，那么这中间人得利也就摊薄了，若是薄到不如耕种渔猎的地步，应该就会有人又返回去耕种或是渔猎。”
“不光是如此，中间人多了，就会互相压价，你赚十文，我为了抢顾客就会只赚九文，他又会只赚八文，如此很快就能将利差拉下来，达到一个平衡；同样的，若是农耕的人多了，价格也就下来，渔猎人多了，鱼肉价格也就下来了，这就会促使人们自己去寻找能赚更多的营生来做，如此也是个平衡。”
“但反之，若是有人强令某人去干某事，这不是出自于其本意，若是有赚倒也罢了，若是没赚，则恐怕会心中忿懑，时日一长，怕是会引起动荡。”
“哦，二郎你的意思是要顺其自然？”李世民不傻，话到这份上哪能不明白王况想说什么，这个比喻很浅显，也有局限，但却也很直观的说明了问题。
“是顺其自然，也不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人们自然也能自发的去寻找平衡，但若是朝廷可以加以引导的话，则可加速这个平衡的过程。但不能强迫，比如若是长安缺粮，则朝廷可适当的提高各地粮仓收购粮草的价格，刺激人们去多种粮，以加速人们转换营生的时间。朝廷所要做的，是调动百姓的积极性。”
“那么你说的修水利，积农肥，是不是也属于这个引导的范围呢？”李世民这下反而有点糊涂了，自己问的是法子，二郎绕了一个圈子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然后又似乎绕了回来？
“可以说是，修水利，积肥田，一则为以后的大丰打下基础，若是碰到大旱大涝，也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同时，若是逐年大丰，粮满仓，则粮价逐渐跌下来，百姓获利减少，自然就会去寻其他的路子，若此时，朝廷再进行引导，如此往复，则民富国强指日可待。”
王况还有话没说，他不能说，也不敢说，事实上，这中间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但王况自己水平有限，实在找不出好的例子，只能勉强的举个勉强靠谱的故事来说明问题。
如果讲深了去，带给社会的变革将是十分巨大的，但这个变革，目前除了王况，没有人能看到好处，如果这时候提出来，必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弹，哦，你王二郎现在有点成绩了，就开始指手画脚，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你这样要置皇家，置朝廷于何地？
想要富民，不光是个引导，还有科技的发展很是重要，目前大唐是人少地多，大家除了农闲时候，基本就没个空的，因此，真正最迫切需要的，是将百姓的双手解放出来，而每年的农闲时间并不多，春耕完到秋收前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而这三四个月，又要做秋收前的准备，比如加固粮仓，比如准备秋收工具，而有时侯为了抢时间，甚至连粮食还没真正的颗粒饱满就要提前收割了；而秋收后，离过年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又要卖粮，又要准备过年，一过完年又忙着做春耕的准备工作，时间并不很多，这就致使农人们不敢去投入太多的精力去做其他的营生，目前只能是靠上吃山，靠水吃水。
如果能够将百姓的农闲时间给拉长来，比如说缩短耕种的时间，比如说缩短秋收的时间，那么可供支配的时间就会多起来，而这两个时间一缩短，那么一个人能耕种的田地也会增多，就能让一部分人彻底的从农田中解放出来，全身心的投入到其他营生去。
这不是王况一个人能做出来的，王况不敢做保证，他还需要蒲熙亮他们的相互配合，可以说，这是一个大系统工程，要是王况这时候放出话来说这么做那么做，最后失败了，指责肯定少不了，所以，王况也不想冒这个险。
但既然李世民已经提了出来，自己就不能不上心了，第一步就是提高生产效率，这要借助于工具，工具有些已经是现成的，有些则在王况的脑海里，能不能变现就看蒲熙亮的了。
聊了半天，李世民也没法子了，所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也知道，只好放王况走人，王况刚想走，就见徐国绪跌跌撞撞的一路跑一路喊道：“陛下，大喜，大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