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七月初，彼得格勒，一座位于维堡区的大型废弃机械厂内部。
这座工厂在战前曾轰鸣震天，如今却死寂得如同墓地一样，高大的厂房骨架在昏暗的光线下投下狰狞的阴影，破碎的玻璃窗像无数只空洞的眼睛凝视着内部聚集的人群，偶尔有老鼠在废弃的机床下窸窣跑过。
在似乎是车间主任办公室的一个相对隐蔽的角落里聚集着三十多人。
他们中有的人穿着破旧但浆洗过的海军军官制服；有的人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脸上带着长期营养不良的菜色；还有几个年纪较大的，眼神中透着历经风霜的沉稳，他们是参加过上一次大战和那场伟大十月革命的老兵。
人群的核心是两位在原本历史轨迹中声名显赫，但在此刻平行世界却身处地下的人物：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戴着圆框眼镜，面容严肃。
战前他便是彼得格勒颇有影响力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地下组织者，以出色的组织和演讲能力着称。
此刻，他眉头紧锁，仔细聆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说实话我已经忘了kx日丹诺夫的人生轨迹，写他纯粹是为了剧情需要）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年纪稍轻，同样戴着眼镜，但气质更加的理性，他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对数据和政治经济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他原本可能在莫斯科的计划部门任职，但战争的爆发和彼得格勒的围困，将他困在了这座命运多舛的城市，并促使他加入了反抗萨文科夫政权的秘密活动。（这位也是同理）
除了他们，还有几位关键人物：一位是名叫德米特里的年轻海军中尉，血气方刚，眼神里燃烧着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另一位是名叫安娜的女工，她是工厂区地下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意志坚定，组织能力很强；还有一位沉默寡言但深受尊敬的老工人，名叫伊格纳特，他的儿子死在了前线，他对白军政府只有仇恨。
“同志们，情况不能再拖下去了！”
德米特里中尉首先开口，他激动的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每天都有几百人饿死、病死！尤登尼奇那个老顽固还在犹豫，莫斯科的萨文科夫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弗兰德尔的援军更是个笑话，他们被德国人挡在外面，寸步难行。”
他振臂高呼：“我们必须自己掌握命运，发动兵变！控制城市！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
安娜接口道，她的声音更冷静，但同样坚决：“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海军基地里有超过两千名水兵愿意跟我们干，工人们更是有近万人响应，只要我们行动迅速，拿下几个关键的指挥所、电台和军火库，就有可能控制局面。”
老工人伊格纳特咳嗽了几声，声音沙哑：“拿下之后呢？城里的其他部队会听我们的？那些忠于白军的军官，还有尤登尼奇的嫡系，他们会坐视不管？到时候，彼得格勒就不是被德国人围困，而是陷入内战的火海！死的人会更多！”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兵变成功的可能性存在，但代价难以预估。
沃兹涅先斯基推了推眼镜，用他惯有的分析口吻说：“伊格纳特同志的担忧很有道理，我们必须考虑兵变后的连锁反应，即便我们侥幸成功了，控制了彼得格勒，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他顿了顿说：“是城内可能数倍于我们忠于白军的军队的反扑，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象征性的城市，更重要的是.....”他加重了语气：“是城外虎视眈眈的几十万德军，我们的兵变等于是在两个敌人之间，打开了一个缺口。”
日丹诺夫这时候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尼古拉说得对，我们兵变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彼得格勒的人民，不是为了把他们推向更深的深渊，如果我们起义了，然后被城内的白军和城外的德军前后夹击，那我们的行动就毫无意义，只是加速了毁灭。”
“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吗？”德米特里焦急地问，他实在是不希望现状继续维持下去了，每一天他都在煎熬中度过。
一个年轻的工人怯生生地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也许…也许我们可以和德国人谈谈？如果他们能保证占领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停止炮击……”
“和帝国主义者合作？和侵略我们国土的德国佬谈判？”
另一位年纪较大的水兵立刻愤怒地反驳：“这是叛国！是耻辱！我们宁愿战斗到死，也绝不向敌人低头！”
会场的气氛随着这两人的话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日丹诺夫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他推了推眼镜说：“‘叛国’？同志们，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词。”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开口解释道：“同志们，萨文科夫的政府，这个由旧军官、地主和资本家代理人组成的政权，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吗？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野心！他们才是真正的叛国者，是他们把整个国家和人民拖入了这场灾难！”
他的话语引起了在场许多人的共鸣。
在这个平行世界里，战争是由白俄共和国主动挑起的，这让他们对“爱国”和“叛国”的定义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沃兹涅先斯基立刻补充道：“而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的德国，并非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都知道现在现在的德国已经经历了有十年的社会主义统治，他们的执政党是社会人民党，尽管其党派领袖是皇帝的丈夫，但这个政党依旧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其国内的左翼力量十分强大，工人们团结在总工会的领导之下，其国家领导人希佩尔宰相与亚历珊德琳女皇更是对着德国国内的资本家重拳出击，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可能会与我们进行谈判的暂时是社会主义的德国，是否一定比维持这个将我们逼入绝境的、反动的白军政权更坏？”
这个观点非常大胆，立刻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德国就是德国！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他们不会安好心！”
“但至少他们有能力运来粮食和药品！萨文科夫政府有吗？”
“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敌人身上！”
“那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在弗兰德尔永远也来不了的援军身上吗？”
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
德米特里等激进派坚持认为，必须先兵变，掌握主动权，拥有彼得格勒这个筹码后再去和德国人谈判，否则就是乞求，毫无尊严。
而日丹诺夫、沃兹涅先斯基和伊格纳特等务实派则认为，在没有摸清德国人态度之前，盲目兵变风险太高，很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如果我们兵变成功，德国人却拒绝谈判，或者趁机发动总攻，我们怎么办？”
沃兹涅先斯基抛出了最尖锐的问题：“我们有能力同时应对内部镇压和外部进攻吗？我们手里的几千名士兵和工人，装备简陋，缺乏重武器，能支撑多久？”
这个问题让德米特里等人沉默了，他们有一腔热血，但缺乏对全局力量的冷静评估。
安娜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也许我们可以先尝试接触？不正式谈判，只是试探，派一个绝对可靠、机敏的人，想办法穿过战线，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接触德国人的高层，传达我们的意愿和条件，看看他们的反应。”
“如果他们表现出愿意接纳我们投降，并保证城内平民安全的意向，我们再行动，如果他们态度强硬，拒绝任何条件，那我们至少避免了最坏的情况。”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真考虑。
虽然仍有风险，比如派去的人可能被捕、身份暴露会招致白军政府的残酷镇压，但这比盲目发动兵变要稳妥得多。
日丹诺夫最终做出了决定，他环视众人，沉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肩负着彼得格勒无数生命的期望，不能仅凭一时的冲动行事。”
“安娜同志的建议是谨慎的，我提议，我们先设法与德国人进行初步接触，试探他们的态度，同时，我们的组织继续隐蔽发展，积蓄力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确认与德国人合作是能够拯救这座城市的可行道路，我们就立刻行动。如果此路不通……我们再另做打算。”
他的决定得到了包括沃兹涅先斯基、伊格纳特和安娜在内的多数人赞同。德米特里虽然有些不甘，但也明白这是目前最现实的选择。
“那么，派谁去？怎么接触？我们要怎么和德国人的高层接触？” 沃兹涅先斯基问道。
“以及一个最为重要的事情，我们首先接触到的是德国军队而非德国的高层，德国军队对政府的忠诚毋庸置疑，但他们在对待我们的态度上可能与德国政府有差别。”
这个问题让在场其他人沉默了，他们首先面对的是德国军队，可能德国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是友善的，但德军就不一定了，德米特里这时候忽然想到：“你们别忘了，德国人明明有能力进攻城市，但他们却迟迟不进攻，只是围困着我们。”
“我们知道彼得格勒重要，德国人也知道彼得格勒重要，他们说不定是把彼得格勒当成了放血口，牵制白军的精力，如果是这样....”
德米特里摇了摇头，悲观的说：“那德国军队大概率是不会同意我们的请求，彼得格勒坚持的时间越久，白军被牵制的精力就越多，如果彼得格勒过早地被占领可能会破坏德国人的计划。”
沃兹涅先斯基点点头说：“德米特里同志说的很对，我们不确定德国军队的态度究竟如何，就算我们对于德国未来在俄罗斯扶持新政府有很大的帮助，但如果现在破坏了德军的计划，德国军队很有可能不会同意我们的要求。”
这个事情难住了他们所有人，想要完美解决这件事，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和德国政府高层联络，可他们被困在彼得格勒，怎么可能去和德国政府高层联络？
人们无奈的沉默了，过了十几秒，是安娜开口打破了这一寂静。
“这种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不要考虑了，我们先试着去和德军交涉碰碰运气吧，听说德国宰相在德国军队内很有威望，我认为德军应该不会完全忽略我们的事情不向上报告。”
这样一来，话题重新回到了派人交涉上。
日丹诺夫的目光落在了老工人伊格纳特身上。
“伊格纳特同志，你会德语，对城郊的地形最熟悉，而且认识一些可能有机会接触到黑市商人的人。这件事情，需要万分小心，你看……”
伊格纳特重重地点了点头，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坚毅的神色：“交给我吧，为了彼得格勒，为了孩子们能活下去，我这把老骨头，值得冒险。”
接下来他们开始商讨伊格纳特的具体路线和更详细的计划以及是否要有陪同人员，与会人员的心情十分沉重，不管他们用什么理由粉饰，与德国人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这在第三国际的同志眼里与其他一些人眼里也是修正主义的行为。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理想与现实无法共存，不与德国人合作，自顾自的发动兵变，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如果能够尽早结束彼得格勒的围困，那彼得格勒的人民活下去的几率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