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他地区的学校，研究所在得知西京大学第一个研究出发电站之后，纷纷开始加大投资，希望能够不落于人后，尤其是一些发达地区的研究所，他们的投资是西京大学的好几倍，但最后竟然却被这么偏远的一所大学超过了，即便投资者可以原谅，他们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都是人中龙凤，怎么自己就一定会输呢？
所以全国各大研究所，商业机构都纷纷开始加班加点的研究起来，包括外国有条件研究的科研院所，也纷纷开始赶进度，虽然他们的研究手段要落后了一些，但是电力市场已经初现端倪，只要能够占领一部分，他们的国家就有可能跻身于发达国家境内。
作为小国，不需要像大国一样什么都会，只需要会几样世界其他国家不会的东西，那他就可以让自己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了，就像荷兰这个国家，我们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大多数人对于荷兰的印象大概就是郁金香和风车，但其实荷兰还是世界着名的牛奶生产国，奶酪生产国，以及掌握有石油炼化技术和制造芯片所必须得光刻机，世界唯一的MSL公司也在荷兰。
靠着这些技术，使得荷兰成为了发达国家，瑞典也是如此，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但因为掌握了现代工业化的技术，外加上军备的强大，武器出口各国，靠着这些领域的发达，使得瑞典也成为发达国家，像这样的小国家，往往只需要掌握一两样先进技术，就可以保证自己在未来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了。
要知道电力的应用何止成百上千，冰箱，空调，电风扇，灯泡，留声机，电影，收音机，留声机，这些都是电磁学未来的拓展方向，而宋朝是不可能全部承包的，即便宋朝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科研院所，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科研团队，但这么多的领域，单单依靠一个国家是不行的。
而这就是其他国家的机会，只要能够从中掌握一两样，申请到专利，这便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增长点，将会给自己的国家提供多少的就业率，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所以许多国家，包括日本，欧洲都开始纷纷创建电力学的研究所，开始全力研究这一新的能源，整个世界都沉醉在电力的海洋之中。
最终突破也很快来临，在西京大学研发出十万瓦发电站之后，汴京大学研究所成功发明出一台二十万瓦的发电站，主持人正是当年从杭州大学辞职，来到汴京的刘公璐，他在西京大学受到当地发电站的启发，回到汴京之后，便组建团队开始搭建新的电站，刘公璐通过加强铜丝的硬度，从而让铜丝变细，原本一吨煤只能发百分之七左右的电，而在刘公璐的改变之下，一吨煤能够有百分之十左右，转化成为电，这是巨大的进步，同时在发电机组的串联上，刘公璐也进行了改进。
从原本的单机串联到如今的整机串联，而整个发电机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从而保证发电机组中间许多不必要的设备可以被拆卸下来，节省空间，同时联合在一起的发电机组，因为中间少了许多互相连接的铜线，而是直接各自连接起来，因此中间就节省了大量的电，最后将电传输出来，通过同样的煤，但所发出的电却多了零点五倍，这是巨大的成长，而在此之后，广州研究所也传来好消息。
他们所建立的十万瓦发电站是在西京大学之后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原本是落后的，不过在听到西京大学准备铺设城市电线网络的时候，广州府的官员们不愿意落于人后，便直接加急拨款，增加预算率先进行了建设，这一点涉及到了地方税收和中央税收的问题，广州府因为城市发达，人口稠密，工厂无数，所以税收很高，如今宋朝中央和地方之间收税的比例是六比四，也就是说，一个道交上来的税，百分之六十上缴中央，由中央来使用。
而剩下的百分之四十则由地方自行使用，因为广州府十分富裕，所以单单依靠自己府的府库，便可以拨款建设这些电线网络自然不需要去打报告，只要官府点头，钱就能到位了，而西京则不同，百分之四十的经费勉勉强强，像这些西部行省，每年都是需要朝廷拨款，财政才不至于赤字的，在如今的宋朝，大多数的省份其实每年都需要朝廷给予大量的补贴。
全国上下，大概只有浙江两道，江苏两道，广州两道，山东两道，以及京畿，昆山，蓟州这八道三府是财源大户，他们来缴税，然后朝廷用他们的钱去救其他省份的经济，这跟现代也差不多，因此西京想要建设电线网络，这笔钱单单依靠府库是根本无法修建的。
可别小看这十万瓦左右的电量，他能让十三万户以上的老百姓用上电，这就需要大量的电线，而如今这个时代电线的价格可是贵的离谱，这么多的电线，最起码就需要一千两百万贯左右的资产才可以，这对于广州府来说，财政绰绰有余，但对于西京来说，是必须要打报告的，不然只能靠卖地来拿到这笔钱了。
而即便是有徐清的吩咐在，宋朝的体制摆在这里，即便是徐清再重视，三司使也必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款子拨下来，这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弊端，更是宋朝层层叠叠官僚制度的后果，要想批钱，需要一道道的手续，十几个部门的签字，然后审核这才能够生效。
当然，这也有好处，那就是最大程度的节省了一些不必要的开支，二来则是每个互不统属的部门相互查验，这样一来即便是一些大官想要通过国家拨款惠及自己的家乡或者是企业也变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这层层的官僚，即便你是高级官员，也很难买通各个领域的官员，同时严格的执法也让许多人不敢做出逾越的事情，但这也难免带来一些很麻烦的后果，比如说行动迟缓。
在宋朝，地方官想要拿到一笔中央财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导致许多地方官会在汴京设立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作用就是派一个人常驻在汴京，然后等到中央的官员一下班，就拉他们免费喝酒聊天，吃饭，加深关系，这些办事处的钱，甚至直接由各个官府直接从预算中出，每年少的十几万贯，多的几十万贯，更有为了一个上亿的项目，投资上百万贯的，这种情况徐清很不喜欢，但宋朝如今的这一套制度就是如此。
这些中央的官员，你若是不平日里讨好他们，他们虽然也会给你办事，但原本一个月能成的，就要用一年的时间去做，反正就给你拖着，至于拖着的借口自然是数不胜数，什么工程不符合规定啦，工程改道不容易之类的，反正就是不让你办事，在宋朝，一次性贪的多了是要被抓的，可在生活中吃一点，喝一点，却是不怎么管。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你指望羊干活，还想羊不吃草，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能够制止大范围的贪污，这已经是竭尽全力的后果，若是连公款吃喝都不让了，那这些官员非得举着一个牌子站在徐清的家门口，逼着他下台了。
所以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对于这一套，徐清也只能当没看到，反正这套系统虽然速度慢了点，但好歹安全，不会出现一些豆腐渣的工程，更不会出现一些十分不靠谱的项目，可以说只要施工的，大部分都是符合质量的，不然一下子就会牵连到无数的官员下台。
在现代，讲究的是个人承担责任，也就是一个部门负责一项，只要一项出现失误，就算在那个部门头上，以避免互相之间推诿，但宋朝则不同，一个项目往往是多个部门共同办理，这是宋朝的制度决定的，为了不让地方权力扩大，在中央也要把权利集中在皇帝手中，现在则是集中在宰相们的手里，所以往往会把权利细化，像是修一条公路，就不仅仅涉及公路局，还有环境部，卫生部，能源资源部，城市管理部，以及当地的公交管理系统，质量检查系统，工部，户部需要进行搬迁等等工作。
就是为了不让一权独大，以保证宰相们的至高权利，所以就会出现推诿的状况，但自从徐清上台之后，便大力改革，虽然制度的根本不能变，但是惩罚的范围却能改变，以前是互相推诿最后就只能不了了之，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如今反正宋朝官员多得是，所以徐清干脆一个项目出了问题，所有部门都要负责，采取连坐制度，大不了这批官员全部辞退，换一批新的。
这种做法在刚开始的时候，获得了整个官员体系的反弹，他们认为这是不负责任一刀切的做法，明明自己没做错，为什么也要受到惩罚，为什么要替别人的错误来承担后果，但徐清把这些声音全部压了下来，并且在之后几次出现重大事故的施工现场，直接将几名带头人全部移交司法处理之后，众人知道徐清这是在玩真的了，且整个政事堂十分统一。
对于朝堂之事，宰相们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官府之间斗的再怎么厉害，争权夺利也好，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若是在百姓们的吃穿用度上耍马虎眼，这就是绝对不可以饶恕的，这一点是整个政事堂的统一意见，虽然每一个人信仰不同，但儒家文化所独有的爱民思想，是深深刻在真正的君子心中的，虽然整个宋朝不可能所有官员都是君子，且大部分都是庸官，但作为整个国家最高权力组成部分的七人，他们之中大部分还是秉持着济世救民的态度，在政事堂中工作，他们七个人统一了意见，自然别人也不可能改变。
这也就是为什么，党争政事堂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徐清也无法逼迫他们跟自己的意见相同，但是在这件事上，众人能够统一意见的原因，官场争斗不应该涉及百姓，百姓就好好生活就好了，不需要让他们承担党争的恶果，把党争控制在朝堂，这是众人的共识，所以在众人的共同意识之下，官员们的反弹被压下，在连续处理了三四起因为官员疏忽从而发生事故的事件之后，整个办公气氛立刻得到了极大的改变。
原本是每个人都磨洋工，想着反正出事了就互相推诿，到时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多推出几个替罪羊来，而现在，随着连坐制度的实施，每一个单位都严格了手下的要求，只要出现一点差错，就会重新再一次审核，检查，这样一来，起码保证了施工品质不会低于质量水平，甚至很多地方的基础建设都要超出国家所既定的标准，不得不说，这样做确实有奇效。
但这也同样带来了许多麻烦，那就是各个部门都害怕承担责任了，而不承担责任的方式自然就是加倍严格审查，即便是宰辅要求的案子，也必须严审，毕竟案子出了事，宰辅不会有事，有事的是他们这帮做事的人，所以即便是徐清亲自交代要好好办的案子，也只不过是提高了一下工作的效率，但在时间上却没有太大的提高，这也是西京的办事处不利的原因，最后原本说是尽快拨款的，最后却是足足过了三个多月，第一笔款项才拨下来，而此时广州府的电线网络已经开始在建，第一个电线杆都已经插在地上了，这速度自然是大不一样，这也就是国际大都市和一般城市之间的区别，而之后再想要追，显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