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是秦代时所创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废除了分封制，改立郡县制，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当时一共将天下分设为三十六个郡，每个郡的地方长官都由朝廷直接委派并且只对中央朝廷负责。
后来到汉代，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也就是郡国并立，不过汉代所谓的“国”和春秋战国时的“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些诸侯王对自己的封国并没有行政管辖权，其国相也并不是诸侯王自己封的而是由朝廷委派，其实除了名称之外，太守和国相的俱都是一样的。
汉代在郡国之上，又设立了十二个州加司隶校尉部，以方便管辖辽阔的疆域。
但在汉代州并不是行政区而是监察区，州的最高长官是刺史，行使的是监察权力，秩六百石，官位要比二千石的太守国相差了很远，所以在汉代便出现了下品官员管理上品官员的奇葩事。
后来到了汉末，群雄割据，州的地位也逐渐地从监察区向行政区转变，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许多州设立了州牧，州牧可不是六百石的官员，而是比二千石更高一级的中二千石，州牧成为了实打实封疆大吏，拥兵坐镇一方的诸侯。
到了三国时代，虽然州的长官有时被封为州牧，有时被封为刺史，比如施绩就是荆州牧，而交州那边陶坚就是刺史，但实质上两者并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州一级的行政长官，只是州牧稍微显得尊崇一些，但他们的权力是一般大的。
相对而言，郡守的地位下降了不少，原本郡守和国相都是直接向朝廷负责的直属官员，但州成为行政区后，太守国相就需要向州牧刺史负责了。
而且郡国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所管辖的面积也相应地缩小，许多的大郡都是被一分二，甚至一分为三四，以吴国的荆州为例，在吴刚夺取荆州之后，吴国境内的荆州共设有江夏、南郡、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六个郡，后来不断地析分，新设立了建平郡、宜都郡、衡阳郡、湘东郡、临贺郡，生生地将荆州六郡划分为了荆州十一郡，郡的数目，比汉代时荆州九郡还多。
郡的数目越多，那就代表官吏队伍越发的臃肿冗余，不管是大郡小郡，从太守到计吏书佐，大小官员，一律配齐，可谓是麻雀虽小，也是五脏俱全。
官吏越多，对百姓的盘剥自然就越厉害，三国时期各国的兵民比例大约是十比一，而官民比例大约是在二十五比一，也就是说每二十五个普通的平民百姓，就要养活两个半士兵和一个官吏，可见其负担之沉重，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
曹亮在征伐的过程之中，已经在刻意地改变这种局面了，以前的魏国，常备军的维持数量总是在五十万人以上，也是占到了人口比例的十分之一左右，如今曹亮的野战兵团，只有三十万余人，就算加上各地的郡国兵，数量也是比之前要少十多万。
从起兵之始，曹亮走的就是精兵路线，宁缺勿滥。曹亮深知，兵不在多，而在精，军队的战斗力，可不是仅仅是靠人多就能堆出来的，所以长年以来，曹亮一直狠抓军队的素质建设，不断地地改进装备，加强训练，提高实战水平，让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所以每一次的战役，魏军都从来没有在兵力数量上占据过优势，但却可以轻易地打败敌军，看似以少胜多的背后，其实是另有奥妙的。
曹亮不光是精兵，而且还简政，裁减冗员，精减机构，将一些析分出来的小郡重新划归到大郡之中，这样就可以节省下一整套的官僚班子，这次只派出四个太守，曹亮就是将荆南七郡重新地划分为四郡，将吴国新设立的衡阳郡、湘东郡和临贺郡给取消了。
在其他的州，曹亮也至少合并撤消了二十多个郡，一百多个县，这种撤郡并县的举措，光是裁减的冗员就多达数万人，减少俸禄支出数亿的钱粮。
表面上看，曹亮的精兵简政，撤郡并县是为朝廷减轻负担，开源节流，但实际上却是为老百姓减负的。
军队和官吏的开支从哪儿来，朝廷也不会无中生有，朝廷的所有开支都来自于赋税，而赋税是要加到每一个平民百姓身上的，如果朝廷的傣禄不足了，粮饷不够了，那也只是能是来薅百姓的羊毛，羊毛出在羊身上，朝廷的开支越大，百姓的负担便越重。
历史上再兴盛的王朝，其实都是败在赋税的上面，王朝越兴盛越繁荣，开支便越浩大，越容易滋生腐败，为了弥补财政的漏洞，除了加税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底层的百姓不断地被盘剥压榨，最终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只能是揭竿而起，奋起反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大的王朝最终也会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几乎就是在这种兴衰之中不断地轮回着，数千年来都走不这个怪圈，深谙历史的曹亮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历史重演。
其实对于普通的黎民百姓而言，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奢侈的生活，日求两餐，夜求一宿，能吃饱能穿暖就足矣，只要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那怕是有人跳出来带头造反，都没有人跟随，自然社会就不会乱。
但解决百姓的温饱，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首先是轻徭薄役，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个时代生产力比较低下，普通老百姓一年的收入所得，大部分都交了税，遇到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或许还能勉强地糊个口，但遇到了灾荒年，如何能挺得过去。
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根子在朝廷上面，提高生产力是一个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给百姓减负，那撤裁冗员，减少朝廷的开支，便成为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