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还是抓大放小为好，除了主要案犯，不要一锅端。”高希说道。
“此话怎讲？”周新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满。放过贪官，对他来说严重违背他的为官信条。
“圣上刚刚处置完汉王的事，南边的安南、北边的瓦剌和鞑靼虽然臣服，但朝廷仍要花费时间和金钱着意经营与安抚，运河疏通、北京新宫城的营建、西南土司，还有东南的海盗和倭寇都不太平，当前的朝局就是要‘稳’。”
“抽分案牵涉的官员太多，宁波市舶司、刘家港抽分所是‘窝案’，只能一锅端，朝廷需要重新派遣全部可靠的官员去接管。浙江布政司，还有六部衙门里，那些与抽分案有着莫大关系的主犯、要犯，比如张季辉、陶正城之流，坚决惩处治罪。”
“其他犯官，分情节的严重程度和危害性，该开革的开革，该降职的降职，该罚钱的罚钱，该训诫的训诫。至于六部尚书，有失察之责，应上表请罪，表明态度。”
“如此，便可安百官的心，将抽分案局限在几个主要案犯身上，收杀鸡儆猴之效。上下官员安心，朝局一稳，对太子殿下有利，纪纲要搞什么事就难了。”
显然，宫廷政治从来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像抽分案这样的大案，一定会牵动朝局的变化，要特别小心处理才行。
周新听了高希的分析和意见，更加佩服他，不住地点头。
要说审案判案、为民请命，周新没得说，但说到宫廷政治斗争，周新还真是外行，他只是凭良心、凭圣贤书教他的道理做事，如此而已。
所以，历史上的清官多半命运多舛。正史中的周新耿直敢言，却被大奸臣锦衣卫指挥使纪纲诬陷，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含冤而死。而在这个时空中，现在已是永乐十三年（1415年）了，总算这位周青天得了高希的缘法，活了下来。
“周大人，你觉得高大人的说法可行否？”朱高炽问周新。
“臣以为可行，处置了主犯，重整浙江布政司和宁波市舶司，京师各部也能如常运转，便可稳定朝局，太子殿下便可帮着陛下推行官俸改革了。”
“好，如此，本宫便写了奏折呈给圣上，将这抽分案了了吧！”
“不，太子殿下，这本奏折臣来写。”高希说道。
刚才那本要求官俸改革的折子，明明完全是高希的主意，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他推给了太子，是想让好声望归于太子。
而现在这本折子，是说要如何处置抽分案中的官员，这就是一件得罪人的差事，而且是得罪一大批大小官员，这些地官员遍布京师六部，还涉及浙江布政司。这个折子一上，高希少说也是半个京师官员的“公敌”了。
朱高炽当然懂这个道理，便说道：“此事倒不如...将案子移交给刑部、大理寺、理察院（三法司）过一下，本宫再将意思告诉他们，由他们写了折子呈上去。”
朱高炽这是要保护高希。高希若在朝堂上树敌太多，对他当然不利。
不过朱高炽心地仁厚，高希又是他的未曾相认的幼弟，他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亲弟弟成了“全官公敌”。
如今被关在西华门内的二弟朱高煦，就是“全官公敌”，他的下场可资借鉴。
只是朱高炽身为太子，仍旧碰了软钉子。
三法司也不是傻子。抽分案从头到尾，都是两位钦差大臣在办案，太子在背后指点江山。
现在你朱高炽为了保护自己的人，就想将案子挪到三法司来走个过场，然后再按照你太子的意思上折子。就算你是太子，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事，谁愿意给别人背锅得罪人？就算三法司的官员也是如此想的。
刑部尚书刘观直接上书永乐皇帝，将太子和两位钦差使劲表扬了一番，然后说抽分案太子已经有了结论，无需三法司再审，刑部只等圣裁，便可以行刑了。
六部官员们也风闻了詹事府的意思，打听得清清楚楚，要求六部尚书上表请罪的“坏主意”都是高希出的，心中都对高希颇为不满，也将“二十两奖金”的好处忘得一干二净。
人就是这样，知恩图报者少，忘恩负义者众！
兵部方宾、户部夏元吉、工部宋礼、吏部蹇义这四个部门的尚书为人正直，确实是真心诚意上表反省自己的失察之罪和应该负有的领导责任，请求永乐皇帝降罪。
礼部尚书吕震、刑部尚书刘观则觉得自己流年不利，是碰上了无妄之灾，只是迫不得已才上书请罪。暗地里，便散布了许多关于太子朱高炽、高希和周新的坏话。
不明事理的人便听了去，又人传人。到后来，连锦衣卫抓捕大量官员的事，也归罪到了太子和高希的头上，说是太子与纪纲联手要整“不听太子话”的人，高希就是太子的狗腿子、帮凶。
查处抽分案一干要犯都没有如此复杂，反而到了审结处理的阶段，抽分案反而在朝堂之上掀起了一股“反高希、反太子”的逆流。
纪纲没想到自己为了敛财和打击异已，借着抽分案到处乱抓人，想不到歪打正着，官员们反而将茅头对准了太子和高希，兴奋之至，他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抓起人来。
永乐皇帝那边倒是有了反应，但不是关于抽分案的，而是允准了太子提出的“官俸改革”的奏折，而且立即开始执行。
这一大大利好所有官员的重要举措，终于将太子从官员们的“众怨”中解救了出来。
不过，如此一来，官员们反而将“痛恨”的火力集中到了高希一个人身上。说白了，官员们不领情，即便他们知道“官俸改革”背后的真正推手是高希。
这天一早，高希到工部上班，却又听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昨天晚上，锦衣卫将户部尚书夏元吉、工部尚书宋礼给抓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