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的枢密院，或者说大顺真正的决策圈，经过这些年的适应，对大顺即将面临的战争形态，是有基本正确的认知的。
这种认知，认为在全世界都是垃圾、全世界各国的动员能力都很有限、各国的投送能力也都非常有限，只能依靠少量的精锐常备军进行海外博弈的——包括大顺自己。
如果用刘钰来评价，那就是此时距离近代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近现代那种全面动员的的世界大战，和此时的世界大战不同，反倒是七年战争模式，更类似于核武器平衡下的情况。
对大顺的统治者来说，国内统治是一回事、海外战争又是另一回事。
这个海外战争的模式，也包括大顺的边疆区问题。
大顺在海上的投送能力有限，实际上在西域、雪山等边疆区的投送能力也非常有限。
但一样，这几个方向上的敌人，或是投送能力也一样有限、或是战争能力拉胯。
这也使得在大顺的统治者看来，海外战争和边疆问题，都是类似的战争形势。
以小股的、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去打仗。
甚至大顺的极大主要竞争对手，基本都会采取类似的战争手段。
以有限的兵力，三千、或者五千，不可能再多了。
在印度、北美、南美、东亚、非洲等各地开战。
可能，三千人，就能决定北美归谁；可能，五千人，就能决定印度属谁。
国内边疆区也是一样，规模不大的三五千精锐常备军，远程调动，快速出击，基本上就能解决边疆区的诸多问题。
至于海外，大顺自然没办法进行广泛动员，甚至压根不存在动员这个概念。
可对手也差球不多：英国水手是抓壮丁、贼配军；普鲁士得找人贩子专门买兵丁，有些士兵的地位和明末差不多，是军官的农奴给军官干私活挣钱；大顺这边招灾民，比贼配军略强一些。
工业化之后的动员概念，和现在可完全不一样。所差的，只是训练方法、能否吃饱、训练时长——虽然嘲笑英国的水手可能要从酒馆捡醉汉、抓壮丁，薪水少的可怜——但薪水少的可怜，可压根没饭吃、欠饷不发、舍不得花火药训练、甚至饿的无法保持十天一训，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以后世的目光来看，此时全世界的军队状况都是垃圾、贼配军、壮丁。
但贼配军也分三六九等，吃饱饭能两天一训的贼配军，和吃空饷压根没热量训练的贼配军，区别大了去了。
好在大顺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形态有清醒的认识，也或者说是因为西域、雪山等问题需要始终保持一支精锐的快速野战部队的总结，以及刘钰自身练兵留下的惯性，大顺还保持着一支训练水平相当优秀的陆战队海军步兵。
数量不多。
训练严格。
为了就是适应即将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低效投送、三五千人规模海上到处打的战争模式。
实际上这个建军思想，在刘钰练兵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种子。
大顺的新军，强调的从来都是营团级别的配合、快速变阵、快速机动、切换阵型、纵队横队转换等。
压根就不是照着排线列、搞二十万人大会战的那种模式来的。压根没机会，周围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当初种下的种子，既是为了将来，实则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枢密院的参谋们。
最终在对现实情况做了分析后，得出了“优势在我”、“优势很大”的判断。因为从一开始，大顺的新军就是奔着三五千人的投送极限能力的规模战争打造的。
之后的几次战争，都是如此。
伐日，下南洋，规模也都是三五千人。
大顺的庙算战略也非常明确，就是等着打起来后，在各地瞎鸡儿干，干到英国国债爆炸就是。
英吉利海峡的决战，大顺既没兴趣，也没能力。
但今天劫艘船、明天打个堡垒、后天骚扰护航舰队的能力，不但有，而且很足，尤其是航海天文历经度法普及之后，更是如此。
从财政的角度，大顺不下场，法国肯定输。
毕竟法国号称小大明，全国40万贵族有优免，士绅并不一体纳粮当差，虽交血税但也就那么回事，税收比英国低得多但全压在底层，还要服徭役搞基建；英国加在一起也就200多五级贵族，窗户税这种明显的面向中产和贵族资产的税都能收的起来，类似大宋那种专营垄断盐、茶、糖税的高效搂钱能力也有，比法国强太多了。
大顺一堆臭毛病也一样不少，切掉江苏，使使劲儿，财政岁入已经被英国超越了。
但英国这种税收，此时真的是在赌国运。
现在的岁入，利息支出已经到51%了，这还是英国能借到3.8%的利的情况下——在大顺掺和欧洲的事之前，英国能借到3%，但大顺掺和借债、荷兰东印度公司换名重建后，已经拉到了3.8%，毕竟此时钱不是印出来的，而是真金白银总量就那么多。
固然，比法国求爷爷告奶奶只能借到6%；大顺基本上就算众人“爱国热情迸发”，在本土也只能借到8%强得多。
但，大顺毕竟之前的“国债”模式，都是从盐商那里“零存整取”，现在不太一样了，理论上已经有了发国债的资格了。
皇帝大阅舰队，在经历了二十多年变革的松苏地区，不是在宣扬“朝廷有赖账不还你们还无可奈何只能哭的能力”，而是在宣扬“朝廷有还账的能力”。
当然，其实这是一回事。
但商贾看待问题的角度，却和过去截然不同了。
即将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大顺皇帝对自己设想的“内外分治、皇权居中、中原出人、海外出钱、儒生入相而相九州承明制力求稳定、勋贵良家子出将而搏域外”的崭新帝国政府形态的全面检验。
反正输赢无所谓。
这不是西域，也不是辽东，输了，对面可能举旗入关。
打输了，最多缩回马六甲，马六甲、巽他等几个海峡把门一关，马六甲一口通商、朝廷全面官营对外出口，自己玩呗。
钱不用国库的，国库的钱，走正常的内阁流程，该治水治水、该赈灾赈灾。
这个判断的基础，就是大顺决策圈和枢密院，认为大顺最多对非洲地区，有五千人的投送能力。
那么，就算打输了，就算对面天赋异禀这么快就克服了之前骚扰吕宋还得请求大顺开放港口补充给养和水手的问题，就算对方能拿出五千人投送过来，有卵用？
既然打输了没有大后果，完全不会受到严重的战败惩罚，那为什么不搏一搏？
一旦成功，这对皇权可是极大利好。
即可以分而治之，把握平衡，制造对立，左右横跳，以外吓唬内、以内吓唬外。
而且一旦成功，将来的皇权，至少有三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做自耕农、小生产者为支持支柱的皇帝。自耕农和小生产者，是最爱皇帝的，因为他们被上面欺负、被下面威胁。
第二条路，做财阀的主心骨，因为没人做主，旧势力能把新兴阶层的屎打出来、吃干抹净，新兴阶层只能依附皇权。
第三条路，与士大夫共天下，延续旧路。
刘钰当初的“赤子”之心、宇宙之悲，皇帝看看史书，也明白，世无四百年之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旧路，也就是三百年国祚，顶天了。
第三条路的终点，皇帝已经可以看到。
所以，其实皇帝和程廷祚、权哲身等人是很像的，都是在“尝试寻找一条路”。
只不过，是谁的路，大有不同。
有人，是找民族富强的路。
有人，是找救亡图存的路。
有人，是找圣教天下的路。
有人，是找皇权永续的路。
这些路，有的重合、有的分叉、有的相悖、有的并行。
上一次皇帝南巡的时候，大顺仍旧是一潭死水，南巡的逻辑也是延续过去的一切，修淮河与修大运河之类的逻辑基本一致。
这一次皇帝南巡，则可以视为大顺这一潭死水，终于出现了巨大的涟漪波动。
皇帝不再乘龙舟走运河，也不再是主要在扬州淮安停留。
而是会在六月这个炎热但西洋商船云集的季节，直抵松苏。
上一次南巡，李淦的主要身份，是大顺天子。
而这一次南巡，李淦的主要身份，是大顺帝国的皇帝。
二者看似一样，实则在他没有叫停江苏改革、最终改革完成的那一刻，已经有了区别。
天子只有一个。
皇帝国王全世界一大堆。
程廷祚以为皇帝这一次南巡，还是以天子的身份，这是他的视野所决定的。
但模模糊糊中，他其实真正读懂了刘钰那封信的意思。
嘲笑他们在淮南搞这些没意义，说真想尝试改良，就去河南、陕西之类的地方，去那里弄清楚农村到底什么样、农民佃户和士绅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这一套空想的天下第一仁政靠改良是否玩得转。
这是传统的天下意义。
鼓动他们派人去檀香山，让那里成为藩属，传播圣教。
这是旧天下观、和新天下观的混合意义。
孟松麓说的没错，去檀香山，不是去做班定远事的，而是以周行封建而扩诸夏的心态去的。是一种主动进行的朝鲜、日本皆以儒学为正统的尝试。
是在拓展旧的天下范围，因为之前的天下，其实只包括大顺、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
打着“圣战”旗号在南洋劫船的苏禄海盗、号称东方阿尔及尔的那群“朝贡国”，真的是儒生认为的天下范畴内吗？
而最开始，说要提供贷款，帮助乡社转型的这些内容。
则是新的天下观的内容。
即世界贸易、新的市场和商业联系、国与国之间以垄断公司、战争、劫船、屠杀、占领、炮击、关税、贸易、工商等形式进行竞争的大争之世的新的天下。
乡社转型后生产的棉布，可能出现在关东换取大豆和高粱；可能出现在朝鲜换取纸张和人参；可能出现在日本换取白银和黄金；可能出现在南洋换取香料和蔗糖；可能出现在非洲换取象牙和异兽；可能出现在南美作为贿赂给西班牙都督；可能出现在欧洲进入走私市场。
旧天下，对乡社的影响，不大。
反倒是旧天下之外的地方，一场海战、一场陆战、一场围攻、一场科技的进步、一个纺织工偶然一脚踢翻的纺车、一个年轻赌徒压上全部的战争豪赌、一个偶然发现的金矿、一场孟加拉的大荒，都会对转型后的乡社产生极大的、远胜旧天下动荡的影响。
陕西、甚至更近一点的河南、安徽的大灾，对转型后的乡社，可能影响不大，甚至可能毫无影响。
反倒是地球另一面的英国若是议会宣布取消《棉布禁止令》，可能会让转型后的乡社，吃肉频率明显增加。当然，这是假如村社转型为纺织合作社，而不是接受包买制的前提下。
应该说，此时江苏从事纺织业的新兴阶层，可以读懂八万里之外笛福对《1721新棉布禁止令》那欢欣鼓舞的社评和对中国的极大仇恨；可以面对着大顺将来的对外扩张战争三呼皇帝万岁；对朝鲜国开放仁川和增收军布兴高采烈。
但，却恐怕很难读懂礼法教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