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颐无法判断这些所谓永昌皇帝之言论是真的还是共和派编的。
由于永昌皇帝名望太高，无论保皇党还是共和派，都喜欢动辄就搬出永昌皇帝作为权威背书：
是的，即使是共和派，也喜欢用永昌皇帝的名号来背书，嗯，用一个皇帝来为共和背书，这个世界的共和派就是如此神奇。
沉默了一阵，徐文杰后背已经紧张得冷汗直冒之时，张可颐才说道，
“如果是永昌皇帝的主张，倒是没有理由反对。”
徐文杰松了口气，说道，“永昌皇帝的本意是好的，他早就为华夏设计了适合的道路，只不过后来的那些勋贵，宗室，官僚恶意歪曲永昌皇帝的心思，这才导致了后面的一堆问题。”
其实徐文杰等这些共和派心里清楚，这套说法是糊弄人的，但没办法，大顺得国太正：
大顺和大明一样，兼有自下而上的阶级合理性和收复失地乃至开疆拓土的功绩，这两者决定了大顺的正统性非常高。
再加上大顺历代君主有意将皇家和国家绑定，使得【保卫大顺=保卫皇家】的观念深入人心。
不过共和派也有优势，那就是这些年大顺在以往最引以为傲的战功方面大踏步后退，这让共和派有了攻击的理由。
这些年顺军不仅在北方和沙俄陷入了苦战，丢失了大片势力范围，退回到了大顺初年的外兴安岭，甚至连多年来一直被顺军吊打的明军都打赢了顺军，将顺军在缅甸的据点尽数摧毁。
更糟糕的是，西营经过多年努力，整合成了一个包括倭国加菲律宾的强大势力，而顺军在海战中连战连败，基本已经失去了对倭国和菲律宾的控制。
更远的美洲都司就更不用说了，大顺中央早就失去了对美洲都司的控制权。
军事上的失败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大顺以往最喜欢用战争转移矛盾，这些年转移失败之后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都进一步加深。
不过这种危机还不足以摧毁大顺上下对皇家的信任，如今大顺各个阶级都遍布着保皇党，这些保皇党动辄就宣称要“保卫永昌皇帝留下的基业”，指责共和派瞎捣乱，共和派仍然处于弱势。
共和派为了扭转弱势，苦思冥想了良久才想出了所谓的“共和思想来自永昌皇帝”这一说法，并宣称自己才是永昌皇帝的真正思想继承人，以此在理论上抗衡保皇党。
徐文杰这次正打算用这种理论说动张可颐认同共和派。
张可颐自然不可能被徐文杰三言两语轻易说动，对于共和派的那一套，他有他自己的理解。
在张可颐看来，共和派追求无皇家，但是共和派最大的问题恰恰是在这里，共和派的理论中是没有皇帝的位置的，但如果共和派中出现了类似皇帝的强势人物，共和派将完全束手无策。
所以张可颐更倾向于另一种政治体制：
保留大顺这个招牌，保留李家，毕竟永昌皇帝的名望摆在哪，即使美洲都司实质上早已脱离中央掌控，但他们仍不敢公然喊出脱离大顺：
因为美洲都司本身就是因为永昌皇帝的行动而诞生的。
皇帝完全可以作为礼法上的至高存在存在于大顺，而实际事务由共和派的那一套理论所产生的官僚去统治，这样也能安抚住勋贵，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勋贵和共和派之间剑拔弩张，互相拆台。
想到这，张可颐对徐文杰说道，“我还是那句话，勋贵之家决不会伤害皇室，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徐文杰听了之后心里叹了口气，暗道大顺皇家这个牌子还真是坚挺……
他不再多说，转而对张可颐表示会赠送一整套共和派的理论书籍，让张可颐真正了解共和派的政治理念。
不久之后，张可颐收到了徐文杰寄来的书籍，他认真研读多日，终于大致摸清了共和派的政治理论。
在这个世界，【共和】一词不是从经过二手翻译而来的，而是取自《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当然，这是共和派早期的解释，共和派早期对共和的理解是政治事务不应该由皇帝一人说了算，而是应当由集体决定。
而在欧洲的共和思想传入大顺之后，共和派根据欧洲的共和思想和大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理论：
共和派认为，既然朋党无法避免，不然大家伙开诚布公一些，直接把党派摆上明面，竞争上岗，并设立任期。
而关于竞争，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斗到涉及人身安全是不行的，大家伙的斗争要在一定范围内，比如划出一个专门的机构让大家伙去斗。
到了这，共和派其实已经有了后世共和政治的样子，随后，这个世界的共和理论大师庄世吉将欧洲的共和思想和华夏的民本思想结合，阐述了大顺的共和理论：
首先，在庄世吉看来，“共和”的最基本的概念是天下为公，即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大顺民众的共同事业，而不是独属于皇家的权力。
其次，共和的最基本要求是实质上的国家元首不通过世袭产生，而是交由【公议】产生，至于如何公议，庄世吉给出的方法是各个地方通过【公议】产生代表，再由代表们产生国家元首。
最后，庄世吉指出，共和之下，法大于一切，以前的大顺律太过粗糙，各级官员，秘书可以随意解读法律，这是不对的，应该重修大顺律，使大顺律变得足够的明确，同时，贯彻法治，大顺所有人，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
可以说，庄世吉提出的共和理论已经包含了几个最重要的要素，包括法治，公权力公有，选举，政党政治等，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成熟的了：
庄世吉的共和理论后来反向传播欧洲，又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