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然而即使是北宋宰相权力如此被北宋开国太子赵匡胤给大大削减后。
但赵匡胤还是不放心。
毕竟这宰相一职的巨大权威性虽然是被自己这位皇帝给彻底比下去了，但毕竟还是远远凌驾于其余朝廷文武百官之上，他们的权力实在还是太大了，基本上什么事情都要管，也都能管，这如何使得？
因此很快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又开始了对手下宰相权力进一步分割，而这也就是宋朝宰执的由来。
宋朝的宰执制度，所谓宰执，其实就是“宰相”和“执政”的统称，关于这个史书中也有着非常明确的记载。
比如《文献通考.职官考四》里面就曾明确记载：“太祖受命，改用士人，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掌武事，副使佐之。”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了解到宋太祖改革之后的宋朝中枢权力机构，比起前朝它有三个重要改变。
第一，北宋宰相一职相全由“士人”担任，虽然这个士人是相对于五代以来的“武人”而言的。
可换言之，这依旧说明了宋朝非常“重文抑武”，凡是重要职位——哪怕是武官职位，也统统要由文官来担任。
第二则是两宋时期的文官方面事务，由宰相来负责，也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是多了一个“参知政事”的副职来分权，类似于之前副宰相。
第三则是武将方面的事务，由枢密使来负责，副手的官职名称是“枢密副使”。
于是经此分割之后，宰相这个北宋以前的以往历朝历代“文武通吃百官之首”，一下子变成只管文官了，而且还多了个“参知政事”来掣肘，再也没有之前那般自由自在、全无节制。
而这个宰执制度，指的就是宰相和执政（包括参知政事，枢密使甚至三司使）共同来掌管朝政中枢的制度，这些官职之间相互制约，权力分割，皇权自然而然就大大的加强了。
所以如果说之前在皇帝和百官之间还有一个相对独立，位置超然的“宰相”的话，如今就变成了“宰执”等一群官员。
当然了，这些宰执的权力依然很大，依然是官员阶层的巅峰，但是和之前能够与皇帝稍稍一较手腕的宰相已然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自从建立了这个“宰执”中枢之后，宋朝的皇权无疑大大加强了，再也不是唐末乃至五代时期的强臣干政甚至动辄就“取君主而代之”的混乱局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而宋朝一向是以产“优秀的士大夫”而闻名的，我们就来看看都有哪些位“名臣”做过“宰执”的位置，当然了，这里面有清官能吏，也有奸臣贪官。
首先是北宋开国宰相宰相范质，也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前朝老臣），还有同为北宋开国宰相的赵普，也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位，吕蒙正，写《寒窑赋》那位。
韩琦，北宋时期敢逼太后退位的猛人，富弼，北宋嘉佑四真之首，王安石，神宗期间变法那位，司马光，王安石的对头，写《资治通鉴》那位。
最后是蔡京，关于这个人物更加不用解释了吧，北宋六贼之首，《水浒传》第一反派。
当然还有一个是秦桧，这个也不用解释了吧，冤杀岳王爷岳飞那位，其铁像后世都还在岳王庙前跪着呢！
参知政事：这个职位相当于副宰相，这里只列举两位最着名的好了，一个是范仲淹（范文正公，写《岳阳楼记》），另一个是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唐宋八大家之一，《醉翁亭记》）
枢密使：这个乃是武将之首，不过大部分是文官担任，着名的有薛居正（修《五代史》），潘美（潘仁美的原型），杨业（杨令公），石守信（宋太祖麾下头号大将），寇准（力排众议请真宗御驾亲征，签订《檀渊之盟》），童贯（这个也不用解释了吧，《水浒传》二号反派）
枢密副使：包拯（这个更不用解释了吧，包青天，虽然他最出名的位置是“知开封府”和“龙图阁直学士”，也做过三司使和御史中丞，但地位最高的还是枢密副使）
看到上面一长串闪亮的名字，不得不让人叹服宋朝出名士，随便拿出一个宰执都是“千古风流人物”，当然了，也有一些是“千古臭名昭着”，但就算是蔡京或是秦桧，其实才能也很优异，只能说是“德不配才”而已。
而宋朝曾经担任过“宰执”的着名官员，其中大部分是正面，也有少数反面。
但无论如何，宋朝作为封建王朝中最成功的“中央集权”朝代，基本没有外戚，宦官专权，也没有族群区别对待，这个宰执制度可以说绝对是功不可没。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实灭亡原因更多是后期君主的放纵昏庸和外部强悍少数民族袭击导致，与其与朝代相比，宋朝当真并没有太多内部权臣压制。
当然，作为一个华夏古代封建社会的宰相制度，其共计经历了三个阶段变化。
即秦汉以来的三公制、隋唐以来的三省制、明清的内阁制。宋代，则处于三省制的衰变阶段。
这一阶段的宰相制度，在不断地探索一种比较合理的运作方式，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宰相在中央集权制度中的良性作用。与唐代相比，宰相职权也得以强化。总之，宋代宰相制度承袭与创新相结合，其机构设置、职官称谓、职权范围屡经变化，头绪繁多，错综复杂，十分需要对其做一番大致的梳理工作。
而宋代宰相制度，它虽然从名义上来说依然是三省制，既以三高官官为宰相，但其实质内容与隋唐时期“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受而行之”的制度格局已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隋唐时期建立起来的完备三省制，其在建立不久后很快就暴露出其根本性的缺陷，比如三高官官地位并重，权力相互牵制，带来的必然性后果是三省互相争权、机构彼此扯皮、行政效率低下，这就严重危害到中央权力的正常运作，危害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因此唐人对此陆续采取了诸多补救措施，如设立政事堂议事制度、合并中书省和门下省为中书门下等。
于是后来的宋初宰相制度，北宋开国太祖赵匡胤特意吸取前朝教训，首先是对唐人这一系列变革承继。
北宋在神宗改制之前，禁中设“中书门下”为宰相的治事之所，又称“政事堂”，题榜只曰“中书”，印文行敕曰“中书门下”，平时简称“中书”。且以他官判省事，行使宰相之职权，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称昭文相；次相监修国史，称史馆相；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称集贤相。通常只设二相，往往首相昭文馆大学士兼监修国史。同时，皇城之外另设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挂牌机构，不预闻中央政务，名存实亡，仅仅成为一种制度摆设。
此时所实际贯彻实施的是“中书门下”之一省制。
所以宋代中央机构叠床架屋，虽然行政效率依然低下，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绝非是如同唐朝那般单一一种。
比如官与差遣分离所带来的职官重复设置，大量扩充科举录取名额和官员子弟荫补人数所带来的官浮于事，对官僚阶层的过度宽容和考评官员的注重资历所带来的庸官泛滥等等。
再有北宋朝自神宗改制以前，朝野清醒意识到官制设置的弊病，但却错误地将原因归结为三省的名存实亡，提出恢复隋唐三省制的变革对策，这股思潮，导致了神宗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
所以元丰五年，即公元1082四月，神宗改革官制。
其意图是恢复“三省体均，中书省揆而议之，门下省审而复之，尚书省承而行之”之完善的三省制度。
改制者设想：三省分权制衡，且使官职名实相符，既可以减少重叠的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又可以平衡宰相之间的权力，避免独相专权局面的出现。
所以宋神宗以三省首长为宰相，去掉差遣名称，以本官治本省或本部门之事。三省首长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官高不除。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门下省首长；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中书省首长。
而神宗改制，也恢复了尚书省二十四司中除兵部以外的全部实权职能，并了诸多重叠政府机构，这多少有其积极现实意义。
但其企图形成“三省体均”的局面，则又是不切实际的，且与减少中央机构重叠的本意也不相符合。
事实上，宋神宗所变革的体制与隋唐的三省制并不完全相符，其中有不少的变通。尚书省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二高官官，意味着实际运作中依然是二省制。
中书省因为是朝廷政令所出之地，事实上凌驾尚书、门下二省之上。所以，改制后，“政柄尽归中书”。中书省独尊的情况，一直得以延续，元佑年间，同样“机务之本并在中书。”
这就使得三省权力的分配，有了轻重主次之分，也为三省的重新合一奠定了基础。
所以三省体均始终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一旦付诸实践，该制度与生俱来的弊病立即显露出来，其官制改革后的四、五年之内，朝廷执政大臣迅速形成一致意见，要求三省重新合并为一。
元佑初，以司马光领衔，宰相班子集体向垂帘听政的太后提出“合中书、门下两省为一”的变革主张。司马光等人的奏议指出三省分权有五方面缺陷：
第一，公文在三省之间周转烦琐，困于留滞。
第二，门下省封驳甚少，若有封驳，易造成执政大臣之不协。
第三，中书省取旨，可以不理会门下省的封驳。
第四，门下省也参与朝政商量奏决，若复有驳正，则为反复。
第五，近日中书文书往往不送门下省，“门下一官殆为虚设”。
于是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氏虽然否决了宰相们集体意见，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三省的合并工作却是早已经在逐步地、不动声色地进行。
直到后来元佑年间，太后同意将三省分班奏事改为三省合班奏事，这需要三高官官之间的协调合作，具体地说也就是中书和门下二省首长的合作，这是三省再度趋同演变的第一步。
再有南宋南渡初年，戎马倥偬，军务、政务往来频繁，就亟须改变宰相机构重叠、效率低下的运作状况，李纲为相时，上书言十事，其一曰政出多门，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从此明确提出一省制的建议。
于是南宋建炎三年，即公元1129年的四月，在吕颐浩出任南宋宰相后，他立即将司马光和李纲建议付诸实施，“竟合三省为一”。
事实上是将中书省和门下省重新合并为中书门下，最终完成了三省制到一省制的演变转化，尚书左、右仆射皆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延续至元代，宰相制度就完全是中书省之一省制了。
而一省制与三省制相比较，有着权力集中、决策迅速、易于发挥中央集权作用等优势，所以，纵观三省制的发展历程，其趋势是向二省制、乃至一省制嬗变转化，宋代的宰相制度处于这个发展趋势的反复过程之中。
宋人经过不断实践，才透彻认识到三省合一的优越性，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宰相制度从三省制到一省制的转变过程，为元代的中枢体制提供了成功的模式。
其间宋人的宰相称谓还有几次变化。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九月，北宋徽宗赵佶废尚书令，改侍中、中书令为左辅、右弼，皆虚其位；并改左仆射、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中书、门下两省侍郎。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钦宗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孝宗乾道八年（1172）二月，左、右仆射复改称左、右丞相。
不过这几次仅仅是称谓的改变，宰相制度却没有任何变动合上述两次宰相制度重大变革时宰相称谓的变化，两宋期间，宰相称谓反复更变了五次。
再有宋代有时还设平章军国事、公相之职，用来安排德高望重的老臣，位置在宰相之上。
权臣时而则借此名目独揽中枢大政，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而朝廷宰相则降为他们的行政助手。但这是非正常态的短期行为，如公相只有蔡京一人，以平章军国事名义揽政的也只有南宋的韩侂胄和贾似道。
关于这些事情，都是极其厉害的，也是王宽所不愿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