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除此以外。
还有宋代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让王宽觉得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不过他眼下还没有权力去处理这等重要问题，非要等到以后他身上官位再上一级，才能真正着手处理此事。
说到底。
一方面宋代货币精良信用稳定，东南亚、日本、朝鲜、金、辽（东北亚）等区域经济体一致通行宋货币。
至于其他地区，如西亚、欧洲和非洲，虽然并非如此，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丹麦考古队在中东仅发现两枚宋钱。
而在在南洋、日本、金国、辽国、朝鲜等国，宋币则是取代了他们本国货币，成为当地主要通行货币。
以至于作为一级东亚货币，宋代的铜钱大量外流东亚地区，帝国内部铜矿稀缺，造成硬通货短缺。
为应付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真宗时期，成都民间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信用本位的兑换纸钞，代替铜钱仅仅在四川使用的一种地方货币，是为交子。
毕竟按照纸币的经济学定义，只有国家发行的才算真正纸币。
等到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
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即公元1160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
当然关于这些东西，也有叫它们为行在会子，以及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的，这都是个方向叫法不同而已，并没有本质区别。
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
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
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熙宁十年（1077年）岁入7070万贯，农业的两税为2162万贯，占30%；工商税为4911万贯，占70%。
工商税收入构成朝廷财政收入的主体。
而关于会子。
其实第一次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
一直等到乾道四年，即公元1168年，南宋前中期，宋高宗赵构末年时期，会子发行额才增加到七百万贯，再之后则是一直固定在一千万贯左右。
不过尽管会子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
南宋对维持会子的稳定与信用进行过一定的努力，除了制定数年一界的换新旧会子兑换制度控制流通量外，宋孝宗时期还制定了“中半纳入(地方上缴的税赋可以有一半用会子缴纳，并且不计贬值、依其面值计价)”的制度来确保其信用；然而1205年北伐失败造成的财政恶化导致了会子制度逐步走向破产，自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
至嘉定二年（1209年），会子因为信任度不够，不得以只能换了种内容形式。
除了是南宋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外。
同时这种以行政权力而非经济政策强制确保会子价值的手段无异于宣告会子信用破产，反而导致拒收会子与贬值的浪潮越演越烈，超级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
在这般迫不得已下，于是南宋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妄图解决这般国家重大经济问题。
而在南宋政府这种强力措施下，大概一直持续到了几年后，这场超级南宋国家经济危机才以此得以渐渐平息。
不过从此之后，会子也已无法正常进行。
毕竟南宋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而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次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
这般再至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25%。
再加上第十八次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白米涨到每斗米三贯四百文钱，是孝宗年间十一倍，以至于天下百姓民不聊生。
于是南宋淳佑七年，南宋末代皇帝宋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次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
至景定五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时，南宋末代奸相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1:3，但通货膨胀依旧还是恶性发作。
不过，南宋会子虽然一路贬值，但与元、明两朝的彻底失败相比仍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流通与信用，故可视为近代前较为成功的纸币实验。
而除此以外，宋代的海外贸易也是相当繁华。
由于西夏阻隔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缘故，所以从南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贸易中心。
比起唐朝仅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在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
宋代不仅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华亭县）、镇江府、平江府、温州、江阴军嘉兴府澉浦镇和嘉兴府上海镇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并且其中更是以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后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新起点。
宋代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宋神宗元丰三年，北宋朝廷制定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
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里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朝廷还专门制定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当时世界上与宋王朝通商的国家有：
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足足五十八个国家，堪称非常庞大。
而宋朝出口货物则是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在内，物品也是非常齐全繁茂。
于是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宋仁宗皇佑年间的53万贯，治平年间63万贯，到了宋高宗绍兴年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繁荣起重要作用。
毕竟南宋时代，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
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辽国、金国、西夏、越南、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另外关于宋代赋税制度，宋朝税收制度特点是赋重役轻。
首先，在宋朝时，兵役基本消失。
毕竟唐中叶以后，均田制破坏，府兵制解体，兵农分离的募兵制逐渐取代兵农合一的调兵制。
南宋人王栐说：北宋“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
募兵制已占居主导地位。兵源既不像唐代前期那样调集世袭军户，也不像南唐那样差调全国农民，而主要是来自招募和雇佣的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饥民。府兵制虽有残留，诸如存在于某些特定地区的弓箭手之类的乡兵，但也不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
再者就是北宋基本状况是职业士兵“以起军旅”，普通农民“无预征役”，所以整体国内情况也和之前朝代大不相同
宋朝政府一般不再“籍农民之身以为兵”，转而“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
北宋人韩琦在比较汉唐调兵和北宋养兵的优劣时说：“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进而得出养兵“自有利民处不少”的结论。苏辙也曾将北宋兵制同前代兵制作对照，称：“古者兵出于民”，“民之于兵，可谓劳矣”；“近世兵民既分”，“民可谓逸，而兵可谓习矣。”
从当时人这些前后对比和劳逸、利害之论，都是北宋农民大体摆脱兵役负担的确证。其次，厢军分担夫役。北宋农民的主要徭役负担是包括春夫和急夫在内的夫役。第三，夫役雇法推行。人们通常所称王安石的免役法或雇役法，指的是差役即职役雇法。
宋代的杂税名目众多，“经制、折帛钱为诸州之害，板帐、月桩为诸县之害”，此外还有二税盐钱、蚕盐钱、丁绢、丁盐钱、僧道免丁钱、秤提钱、市例钱、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等，“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其征敛赋税的手段，诚如朱熹所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
宋人的类似说法颇多，诸如：“正税之外，杂赋至繁，诡制异科，丑名暴敛”；“其色不一，其名不同。”以致世人“不能尽举”；“当官者不能悉其详”。蔡戡又言：“其赋敛繁重，可谓数倍于古矣。”各人的具体说法虽然不尽一致，但共同之处是肯定赋税的名目繁多。赋税倍增的结果是：“民间苦赋重。”。其赋税之重导致宋朝的杀婴风俗盛行。
政府又通过将税收大量投入到军队里，利用灾年招募流民、饥民当兵的政策，辅以一系列常设的社会救济政策特别是对老人、儿童，拥有特别优待。
宋代的农才赋役制度，名称和中唐之后的两税法一样，但内容不同，宋两税是单纯以土地为征收对象的土地税，标准是按各户所占有田地的数量和质量收取。而唐两税却是要综合每户的人丁和资产包括土地、桑、居宅、牲畜和钱财等定户等再以户等计算本户之两税。
可知唐两税的范围远较宋两税为广，唐两税包括田亩税、户税、力役，而宋两税只是纯田亩税而不包括户税、力役。
说到底，在宋朝时户税、力役是另算的，按各户人丁收的税称丁税，也就是户税，按户等财产分级别收的税称役钱，也就是力役的内容。
也就是说，两宋三百年时间里两税加丁税再加役钱才约等于唐的两税。
宋朝的税制是“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户别，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划为不同户等，按户等财产分级，高资产户纳税多，低资产户纳税少，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役钱则是宋制规定，凡应服劳役者可输钱免役，也就是付朝廷募兵制的费用。
宋商税主要有住税和过税。住税即买卖交易税，税率3％，过税即商品流通税，税率2％。
所以宋公布商税则例，把应纳税的商品名目颁布于税务、官署、交通要道，使商人了然。
税务按照则例收税，商旅按照则例纳税，非则例所载（即假如税务私增收税条目），商旅可以拒纳并越级上诉。另一项税收是海关税。
主要对商品进出口和流通收税。外船来经商先经市舶检查，抽取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的税。
宋朝鼓励海上贸易，将制造的产品销往外地，市舶司甚至设在马六甲海峡，设到安南，赚取大量收入。
在这些方面。
王宽“后世”虽然不是主学经济的，但也是对于宋朝这般繁华古代经济颇为有所大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