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关于宋朝的三沉问题
宋朝乡役制度，在调整、变迁与反复的过程中。
作为一个制度供给主要国家，宋庭始终处于强势主导位置。
虽然这种强势相对于敌对方辽国而言确实是弱了些。
但无论如何，相对于普通屁民，以及哪怕是如同王宽这种中高层地方官、江湖一线大人物而言，宋庭整体势力那还是极其强大的。
宋庭对比辽国自然弱。
可若是将此际宋庭放眼对比眼下全世界所有国家，那宋朝依旧算得上是全球顶级大国，尤其是在富裕度上，更加是无比富裕有钱。
富得流油。
这就是说此时的宋朝。
完全堪比后世之沙特。
而宋庭从自身利益出发，所以它对乡役负担所作的应对，不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是在自己所拥有传统国家政治体制内所尽量进行有限选择。
不是说这些历代大宋皇帝以及大宋文官们不懂，实在是他们抵不过人性，也抵不过封建制度本身对人的压迫。
莫非这些大宋皇帝和大宋名臣们，他们还能够直接一拍桌子站起来，宣布从此以后就进行马哲主义吗？
这世间岂有脑袋违反屁股之原则？
屁股决定脑袋。
屁股所坐的位置，决定脑袋中思想方向，本是恒古不变之真理。
只要还有人，只要还是人，那就必然会有绝大多数人当民时骂官，等到当官以后就开始骂民。
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是市井小民而言。
那种双方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残酷博弈、互动，那种双方之间政治国策上的剧烈冲突，他们根本就无法知晓与理解。
说到底。
不论是募役还是义役。
那都只是一种充役方式的调整，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乡役制度。
像宋朝这般国家，当它在面临着免役法募役制的被破坏、以及义役制逐渐兴起情况后，它所会做的，它所能够做的选择，其实都已经非常明显了。
毕竟免役法雇募役。
这是宋朝官府征收了役钱却将役钱另做他用，不用于雇募，反而借用新的乡村保甲组织，差派乡间相对富有小地主为保甲头目，以至于最后形成对宋廷最底层民众的一种双重压迫制度。
这种情况是不对的。
这种制度也是错的。
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小地主阶层对国家的忠诚度，但是却也极大伤害了更多的普通民众，这种制度的发展是建立在天下见九成九以上百姓被残酷压迫之基础上。
这种制度从刚刚诞生起，就有着一种发自于毛孔里的血腥性。
不仅如此。
等到义役在百年以后南宋乡间开始强势推行后，在宋庭官府国家力量的介入下，诸多事情反而又遭到了更加进一步之破坏。
而这些东西，也是明显反应说明宋朝小地主阶层力量虽然已经较为壮大，已然成为北宋中后期与整个南宋时期这两百年时间里当时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重要核心组成。
但这种情况，并未一直得到继续发展，并未能够逐渐发展为如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那种东西，更未形成如同后世西方世界那种正规市民阶层。
这既是由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
也是由于宋廷本身内部的顽固保守官员力量控制所造成。
说到底。
宋朝对乡村职役制度的改革与破坏，虽然确实有部分处于现实因素的考虑，体现出实用主义策略。
但宋朝后来的，以募兵制为主体之军事体制，宋国朝廷为此每年要支付的军费数量之庞大也是极其恐怖。
更别说其余那些类似于行政支出、官员工资、历年赈灾救民之类的诸多事情，这些事情让即使是一直富得流油的宋朝，也不得不长期面临着巨大财政压力。
为此，宋神宗为富国强兵，不得不任用王宽岳丈王安石以进行新法改革。
而这种改革的实际需求，也正为了解决大宋朝经济压力。
对于这种事情，王安石所提出的新法免役法，它在改革后的确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宋庭内部受困于乡役的问题，也极大地缓解了宋庭官府的财政压力，对宋庭国力有所一定提升。
但与此相对的，也就是在这翻大规模保甲组织大力推广背景下，王安石在看到了利用保甲组织一样可以实现国家对乡村的有效统治，还能以此减免雇募役钱的支出，很快却是又因为一部分政治元素而主动破坏了他才刚刚一手推行的这种免役法雇募制
极大程度破坏了国家制度，以及天下百姓对于宋庭官府的信任度。
而这些都是无可挽回的。
同样这也是王宽所不忍看到，也不想看到的。
不过这种事情王宽也做不了主。
索性在这般改革新法刚刚推行还未被破坏的短暂几年时间，宋国朝廷也因此得到了颇多好处，从中获取了巨额役钱收入，同时还对整体国家运作、解决军事开支方面都有极大裨益。
这对于维护宋朝国家统治，明显是发挥了极重要作用。
虽然其弊端便是加剧了天下百姓负担，同时也让天下百姓对于宋廷官府再无多少信任，完全堪称是饮鸩止渴。
至少在短期内。
这种方式使得宋朝，尤其是后来南宋时期，国家财政压力大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宋朝皇帝官员的一部分实用主义思想了。
恰恰反映出了，即便是在最为封建古老的在传统东方大地上，只要是能够真正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新因素，它的出现其实也是会被这方东方大地掌权者所逐渐接受的。
毕竟在残酷的现实下，不管身份高低，所有人都有对自己身上肩扛的责任负责。
这里面百姓是对自己、家人负责。
而官员则是对皇帝，对自己治下百姓负责。
对于历代的大宋皇帝官家，则是需要对天下百姓，对天下局势负责。
宋朝小地主阶级的兴起，为宋朝传统底层乡镇制度带来了若干变化，同时也改变了原先底层乡镇博弈手段较为单之情况与统治运行轨迹。
显然。
关于宋朝乡役制度，这里面也是不会有情况的。
说到底。
作为华夏五千年历史上，商品经济最为发达之朝代，宋朝在历史上地位是非常特殊的。
一方面，它发达的经济与灿烂文化，往往能够引得后世天下人那无比惊声赞叹与向往。
但另一方面，它那极其残弱的军事实力，也使得其社会制度饱受诟病，被后世人所痛骂。
这里即便是王宽，若不是为了官位着想，其实他心里也想痛骂。
不过无论如何，宋朝本身作为一个极其璀璨王朝，它本身只存在无论如何却仍然是一个值得值得被人去考究发掘的重要文化宝藏。
尤其是在宋朝时期，正是因为其发达商品经济，导致出现了一大批富民阶层。
这群富民们，他们虽然身份卑微，在社会贡献力上并无多大能量，但凭借着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他们也依旧能够深刻影响着那个千年前古老时代。
这一点尤其是王宽自身就在千年前，更加是看得清清楚楚。
毕竟宋朝特殊的社会环境，不仅为富民阶层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
像之前的唐朝，它从安史之乱后，理论上便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号令四方之极其伟大强盛灿烂王朝了。
然而事实上，即便是在安史之乱后，当时唐朝整体国力在安史之乱当中遭受了巨大打击，但这种打击，其更多地是使唐朝从最开始的不断侵略进攻姿态转变为了后期战略防御姿态。
当然，这也是我们对唐朝后期整体风格印象大有改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大规模风格转变。
所以这也是的当时的唐朝国内情况反而变得更为稳定与平和，对外战争的胜利次数也变得不断更多。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时期的唐朝商业发展便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后来数百年以后的宋朝经济彻底腾飞打下了一个结实基础。
虽然由于之后的黄巢之乱，使得唐朝国力彻底衰败。
但这种彻底衰败情况，却对于后来通过兵变手段登上帝位的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有着深刻影响。
让他深刻明白了一点，那就是皇帝本身所掌握兵权多少，其对于巩固、维稳国家政权到底是有多么重要。
唐末五代以来长达百年的战争，这时的当时天下诸多人都认为天子者，其不过是兵强马壮者而为之，只要有足够力量，谁都能够成为。
所以这使得作为宋朝开国者的赵匡胤，其对于自己麾下一众武将颇为心存忌惮。
因此，等到后来宋朝国内总体环境逐渐趋于稳定时，他当即便果断施展了“杯酒释兵权”手段，成功将自己麾下这些桀骜不驯武将们全都或者打发回乡、或者剥夺了他们手中实权。
不过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在这里，赵匡胤也对他们在自身私人财产上给予了诸多特权，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赵匡胤允许“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
可以说，这群被迫退位的武将们，他们本身就是宋朝第一批最大地主。
另外与此同时。
作为经历了之前五代混乱时期的开国者，赵匡胤对国家土地兼并一事，内心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
他认为，世间每发生一次土地兼并的发生，其实也就意味代表着一个农民被迫成为某个地主家佃户，几乎一辈子都要遭受到他剥削、压迫。
而当这些乡下地主们实力逐渐越变越强，宋廷官府所能够从他们手中获得的赋税财物多少，确实会因为天下自由农的大幅度减少而同样跟随着出现大幅度减少现象，以至于最后国家国库出现财政困难问题。
甚至于，这其中肯定会有诸多土地破产、家产全无的农民百姓们，他们在这种家破人亡的情况下一定啸聚山林、造反起义，而这注定将会极大危害着宋庭天下社稷安危。
毕竟纵观历朝历代。
几乎每一个王朝的末期，那都是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时期。
因此，对于这种情况，赵匡胤本身却不这么想。
所以这也导致了在宋朝时期，拥有全天下极其大量土地的富民阶级，居然开始一反其于朝代前期情况般的开始成群出现。
于是没过数十年。
因为本身财政压力方面越发困难，于是后期的宋朝皇帝、宰辅、官府诸成员为了解决天下冗官、冗费、冗兵三冗问题，不得不屡次施展手段来做改革。0
同时也为了安抚民心，而不断另外设置许多“特奏名”官员，使得宋庭天下官员数量继续增长。
因此就算仅仅只是发放正常薪资，宋朝政府每年所需要支付的钱财都不可计数，而这种宋朝朝廷财力上的不足，也是极大降低了宋朝军队之战斗力。
其实为了解决这种土地兼并、或者因为历年天灾而失去生计的流民百姓们，宋朝政府的统治者们不得不一股脑将这群人全都收纳进自身军队当中，以至于整个宋朝军队全都成为了一处鱼龙混杂之所，各式各样人员都充斥其中。
再加上宋朝着名的崇文抑武政策，这使得宋朝将领与军队之间并非兵丁关系，导致将领对这种情况也显得有心无力，只能任其发展。
于是因为这三冗所造成的财政压力，使得宋朝不得不加快发展自身商业进度，所以这也使得宋朝的商业经济不自主开始变得空前繁华。
当然这也使得宋朝官员不得不变得数量众多，并且不同等级官员之间薪资差距着实过大。
还是以王宽眼下所在的宋神宗朝代为例，此时代的官府下级胥吏甚至没有薪资，部分拥有薪资的胥吏也是工资极为微薄，每月俸禄仅有寥寥数贯而已。
这不仅与中央胥吏差距的年薪达八十二倍，与宰相的差距更是达到惊人的三万七千来倍之恐怖数据。
因此在这般古代社会当中，虽然宋朝的确有许多官员都是三妻四妾、仆从成群，日常花费极高。
在这其中同样也有不少最底层宋庭官吏们，自身经济负担极重，不得不大肆施展手段欺压更下层民众。
与此同时，这种制度对于宋朝诸多新兴小地主而言，虽然他们本身的确是占有了大量土地与财富，但奈何他们本身却没有相对应匹配的社会身份地位与权势。
所以为了保住这些自身庞大资产。
他们在不断与各地宋庭官员勾搭同时，也每年愿意花费大量财力进行榜下捉婿，以让自身与宋庭官府搭上关系，并且由此逐渐转化为真正豪族。
另外还会在宋朝政府某些时刻陷入财政困难之时，特意花费大量资金来向宋廷官府买官，力求获得自身社会地位之极大增长。
毕竟官员需要钱财。
宋庭富民需要地位。
这两者之间关系，本就互有需求，是天作之合，
即便是经历过五代末年多年战乱后，宋朝境内当时在刚开国时的确拥有大量无人耕种土地，可当时为了提升农民劳作积极性，宋朝政府虽然难得的特意允许农民们可以拥有对其所耕种土地所有权。
然而这一做法，在解决了当时危机的同时，却也很快使得宋朝土地兼并现象更加严重。
一方面，部分首先富裕起来的小地主阶级们，他们通过这般政策不断进行巧取豪夺，侵占更低层百姓手中田地。
另外宋朝各地开国时期那些大地主，也由此逐渐发展成为真正世家豪族，如青州临淄麻氏，衡州尹氏等等。
这些富家大族在能为宋庭官府提供巨额税收同时，却也同样对广大农民更加压迫，导致整个两宋三百年间社会矛盾一直激化。
因此宋朝也是华夏五千年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王朝。
只不过因为宋朝是亡于外患，再加之这些起义活动规模较小，才使得这这些方面看起来似乎并不显眼。
另外宋朝时期。
不仅有大量普通民众踏足商业，就连许多官员也亲自经商，整个当时天下间都充斥着一种极致拜金主义与奢侈享乐风气，不过这也使得宋庭天下间的商业活动由此变得极其繁华，远朝其余各朝各代。
所以总的来说，宋朝虽然军事力量的确孱弱，对外更是毫无骨气。
但他的确也是颇为有钱，颇为有活力的一个国家。
关于这一点，王宽，柳安，也都是这么觉得，并且这么深刻认为的。